三、1992年以后利用外资的发展与突破阶段(从南巡讲话到加入WTO)

 

(一)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利用外资思想的突破

 

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珠海后,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32

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时的照片

 

邓小平南方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吸收外资的工作成果,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和要求。随后,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调整,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大胆利用外资来促进经济发展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实施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拓宽利用外资领域,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工业、农业和部分服务业。继续完善投资环境,为外商投资经营提供更方便的条件和更充分的法律保障。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于吸引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起到了有力地促进作用,为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以吸收直接投资为重点,改善环境,拓宽领域,引导投向,优化结构,增辟融资渠道,加强国内配套。鼓励外商参与重点经济建设项目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

 

1997年年底,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总结了20年来中国吸收外资的经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确定了中国利用外资工作的目标,并在会后出台了一系列完善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措施,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多种方式利用外资;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按国际惯例不断改善投资环境。随后,中国又提出吸收外资要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相结合;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际竞争力相结合;与扩大出口,发展开放型经济相结合;与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相结合。

 

(二)完善利用外资的政策

 

1.利用外资工作推进

 

这一时期的利用外资工作具有如下主要发展特点:

 

首先是消除了意识形态障碍。十四大结束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并完善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法律体系,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极大地坚定了外商来华投资的信心。

 

其次,把开放政策和引进外资从局部地区一下子推广到全国,国务院进一步开放了6个沿江港口城市、13个内陆边境城市和18个内陆省会城市,我国出现了多层次、全方位、有重点的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就广度还是就深度而言,都取得了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

 

最后,把深圳经济特区以及其它开放地区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对各地政府形成了极大的启示和示范作用。各地方政府都看到了这些开放地区通过敢闯敢干,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引进外资,经济大大地发展起来了,社会生活各方面也大大发展起来了,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运作空间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因而极大地释放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热潮,从而把中国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空前快速增长的快车道。

 

2.利用外资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这一时期,在法律建设工作方面,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问题,适应吸收外资范围和领域扩大的需要,创建和完善外商投资规章和政策文件,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外商投资政策法规体系,为新时期扩大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为积极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自1992年开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减少对外商投资限制的法律政策,如1995年我国颁布了《外商投资企业控股公司法》,同年原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暂行规定》,批准外商可以建立投资性控股公司(伞形公司),为跨国公司整合在华投资创造了条件。1997年又颁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外商投资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中,含有大量与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相违背的措施,例如要求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大部分或者全部出口,将进口与出口实绩挂钩等。为做好加入世贸组织的准备工作,2000-2001年,根据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非歧视待遇原则以及不要求当地含量、贸易平衡、出口实绩、外汇平衡和国内销售等原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根据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我国还签订了包括105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71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际公约、多双边条约和协议。

 

这些法律一方面规范了外商投资者的行为,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同时也放宽了外商投资股权的某些规定。

 

3.加强外资产业导向

 

随着外商投资规模的扩大,为更好指导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1995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制定发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类、限制乙类、限制甲类、禁止类和允许类,对于鼓励类和限制乙类的项目则给予优惠政策待遇,从而确立了中国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框架体系。上述目录所列条目大多属于制造业,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积极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有序扩大制造业开放提供了依据和指引。

 

在服务业领域,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引导外资“适当投向金融、商业、旅游、房地产等领域”,由此中国开始逐步向外商开放服务业领域。此后,中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服务行业吸收外资政策法规,将引进外资的试点进一步推向了民用航空、货运、金融、商业零售、商务服务业。另外,资产评估、出版、印刷、建筑、音像制品、餐饮及娱乐、维修、咨询、广告、医疗、教育、租赁、商检、工程设计等领域也在不同程度上向外商开放,且对外资准入有限制的领域均已制定了相应法规规章。2000年,外经贸部还下发了《关于外商投资设立研发中心有关问题的通知》(外经贸资发[2000]第218号),鼓励外商来华设立研发中心。

 

4.适时推动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税制和汇制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广大外商对于投资中国存在极大地疑虑。因此,为了有效吸引外资,中国政府向外商提供了多种优惠政策,外资实际上获得的是超国民待遇。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调整外商投资国民待遇,改善内外资企业发展环境。从税收政策看,分阶段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逐步统一税收体制。

 

1992年《税收征收管理法》统一了对内外税收的征管制度,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税法的统一,外商投资的税收法规体系得到很大改善。1994年进行的全面税制改革使内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条例。1996年将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纳入了银行结售汇体系,实现了外商投资企业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有利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骤然紧张。为了保持并扩大吸收外资规模、提高利用外资质量。1997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恢复对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1999年海关总署下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对已设立的鼓励类和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先进技术型和产品出口型外商投资企业等五类企业的技术改造,在原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配件、备件,可按有关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5.完善外商投资地区布局

 

为了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从2000年3月起,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外资投向西部的优惠政策,主要表现为扩大外资的投资领域和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2000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发布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纳入目录的项目可享受外商投资鼓励类优惠政策。

 

同年,外经贸部、工商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外经贸部[2000]第6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中外资比例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的,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待遇”。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有效引导下,一些内陆省份城市和西部地区投资环境较好的城市成为新的投资热点。

 

6.积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1992年10月,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纽约证交所(N股)上市,成为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1993年7月,青岛啤酒在香港联交所(H股)上市,筹集外资1.15亿美元,首开国有企业在境外上市先河。此后,一些制造业为主的企业,如中国汽车控股、青岛啤酒、上海石化、马钢、中策轮胎等先后在美国和香港上市,成为第一波中国在海外市场上市的企业。随后几年,一些航空、交通、电力等国有企业在海外直接上市,如东方航空、南方航空等,以及以红筹股为主的企业,如上海实业、中远太平洋、中旅等,也陆续上市。

 

另一个重要突破是,1992年中国建立了B股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吸收利用外国资本,给予了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证券市场的合法渠道;到90年代中期,我国实际上就已允许外资受让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权,开始了向外资转让非流通股的实践。

 

(三)利用外资的绩效分析

 

这一阶段利用外资工作在如下方面取得显著收效:

 

1.投资规模急剧扩张

 

1992年,受对外开放政策的鼓舞,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入,当年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764家,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达到110.1亿美元,是1991年43.66亿美元的2.5倍;1993年进一步大幅增长,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83437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新设外商投资企业数量最多的一年,实际使用外资迈上200亿美元台阶,达到250亿美元,是1992年的2.5倍;1994年实际使用外资又迈过300亿美元台阶。1995年,国家取消对外资企业进口关税增值税减免优惠,但是并未阻碍外商投资,1996年外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1997年达到644亿美元。五年上了四个台阶,确立了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的地位。

 

其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来自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日韩的投资有所减少,在1997年到2000年间呈负增长态势,1999年下降11.31%,但总体上外商投资仍持续保持相当规模,在整个“九五”期间保持在年均400亿美元以上,累计实际使用外资比“八五”时期增长87%。

 

1992-2001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47522家,累计合同外资金额692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702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21.7%,28.1%和42.1%。

 

2.利用外资质量提升

 

这一时期引进外资的重要特征是大型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发展趋势。

 

1995年6月,我国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指导目录》,有力促进了吸收外资质量的提高,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明显增多,尤其是许多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步伐加快,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中国列为其全球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世界跨国公司加快布局中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杜邦、摩托罗拉、通用电气、日立、松下、大众汽车、西门子等500强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建立了生产基地。截至2001年,世界最大500家跨国公司中有近400家在中国设立了一批高新技术项目、石化项目以及外商投资研发中心,并逐步进人我国开始开放的服务业领域。大部分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大多是市场寻求型投资,劳动力成本并非是主要决定因素,例如:通讯设备制造行业(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与西门子),汽车行业(大众、通用汽车)。这些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虽然也带来了出口的增加,但它们主要瞄准的是中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外商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技术的进步,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步伐。

 

来自欧洲、美国与日本的跨国公司投资增加,对于提升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及组织要素具有很大的价值。

 

3.投资结构改善

 

在这一时期,外商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投资方式呈现多样化。第二产业投资所占比重有所上升,第三产业投资所占比重相对下降。吸收外资项目平均规模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和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举办的先进技术型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大量涌现;房地产业和一些传统制造业吸收外资的比重明显下降,电子、通信等科技含量高的领域吸收外资增幅较大;外商投资从一般简单加工扩展到信息技术、生命科学等产业,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超过100家;中国逐步开放服务业,金融、商业、外贸、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吸收外资取得新的突破。另外,资产评估、出版、印刷、建筑、音像制品、餐饮及娱乐、维修、咨询、广告、医疗、教育、租赁、商检、工程设计等领域均已不同程度向外商开放,且对外资准入有限制的领域均已制定了相应法规。

 

4.外国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

 

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由1992年的1655.3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5096.5亿美元。除了1993年外,其余年份均呈现贸易顺差,改变了中国创汇能力不足、外贸收支长期逆差的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逐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其进出口额由1992年的437.5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2591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由26.4%上升到50.8%。

 

(四)问题与不足

 

这一时期吸引外资工作中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

 

1.合资合作成本提高。在一些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中, 中外双方存在摩擦, 交易成本提高,双方对合资的兴趣下降,这导致外商选择独资经营比例上升。另一方面,外商独资经营比例上升也说明了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属于一种进步现象。

 

2.投资来源地分布失衡。中国利用外资来源地总体上广泛,但是外资仍然主要来源于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外资占有很大比重,而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外资规模相对有限;来自华商的外资占有较大的比重,而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资规模有限。这说明当时中国自身经济的吸引力不够,相关引资政策还有所欠缺。

 

3.空间分布显著不均衡。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利用外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直接影响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挤人(挤出)效应、对外贸易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扩大各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和经济水平差距,加剧城乡各群体之间的收人差距。

 

4.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失衡。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最少;第二产业内部外资行业分布明显不均衡,内部结构趋同;第三产业投机性突出。

 

5.环境问题突出。大量外资将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以投资为幌子直接向我国倾倒有害废弃物;转移不完善高技术的负面影响;争夺和垄断重要经济资源。这些投资直接导致中国环境的恶化。

 

当然,这些都属于发展中的问题,既是外资逐利性的表现,也是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及政策引导不到位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在随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中国各级政策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相应进行了调整。

 

点击进入:四、利用外资进一步深入发展阶段(加入世贸- )

 

(彭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