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之前的利用外资工作

 

(一)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利用外资的思考

 

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外资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

 

当时,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多次围剿。除了军事进攻之外,国民党政府还对各苏区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对外贸易,更好地建设根据地,1931年,苏维埃政府宣布允许外资企业在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的前提下,另定租借条约,继续生产。[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55页。]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有效利用外部资源的思想和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1页。]他强调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和民族的革命和建设都是必要的,因此,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从多方面利用外资。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规定:“欢迎海外人士及敌占区同胞向根据地投资,发展生产事业”。[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98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外资的投向领域抱谨慎态度,力图将外资引导到更加有益的领域,避免其可能带来的损害。

 

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中共强调“政府将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银行、海关、航业、矿山、工厂等)”。[ 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55页。]1940年,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要求:“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但“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78页。]

 

对于外国贷款,中国共产党认为“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都是合法的,承认合法的外国贷款,但反对以政治目的为前提的外国贷款。毛泽东说:“我们坚决反对一切政治借款,或者用以制造内战进攻红军的借款,以及一切不为中国大众谋福利的借款。”[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3页。]“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和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94页。]

 

总而言之,在新中国建立前的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比较丰富的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政策。只是受制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利用外资的思想和政策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但这些认识为解放后的利用外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奠定了基础。

 

(二)建国以后的利用外资政策(1949-1966)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外部资金的利用总体上是采取一种积极谨慎的态度,既充分意识到利用外部资金的重要性,同时又谨慎避免其可能造成的危害。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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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七大做报告

 

1.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资金的政策

 

虽然毛泽东提出要同时利用两个阵营的资金,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资金是优先被考虑的。

 

(1)对苏联资金的利用

 

新中国成立仅两个月,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就亲自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商谈政治经济合作和引进苏联的资金技术,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从1950年至1955年,中国总共从苏联取得11笔贷款,总价值为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到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项工业建设项目,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解放前中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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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苏联,在抵达莫斯科车站时,毛泽东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加宁(右一)、莫洛托夫(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利用苏联资金的另一种方式是创办合资合股公司和合营企业。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创办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的协定》,产生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中外合资公司。

 

(2)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资金的利用

 

继苏联之后,中国又于1951年与波兰合资创办了中波轮船股份公司,与捷克合资成立中捷国际海运股份公司。后来在中波轮船股份公司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远洋能力的船队,对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海上封锁和扩大中国进出口业务发挥了巨大作用。

 

2.对华侨资本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党中央对引进侨资是比较积极的。

 

1951年11月,政务院召开了华侨投资座谈会,强调华侨投资应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国家对华侨投资基金采取保本保息的优惠政策,规定既可采取合作经营或公私合营的形式,也允许私人资本经营的存在。

 

1952年1月16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为尽可能地吸引华侨投资,华侨比较集中的广东福建两省又制定了照顾华侨投资人利益的若干具体规定。

 

在引进外资思想的指导和吸引侨资政策的引导下,华侨对祖国的投资比较踊跃。据估算,1955年引进华侨投资额比1951年增长了6倍,1956年则增长了10倍之多。从实际效果看,华侨投资的企业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外贸创汇以及日用品的供给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审议并批准了《华侨投资兴办学校办法》和《华侨投资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

 

3.对资本主义国家资金的利用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前后外资在华企业有1700多家,投资总额为8.6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299家。美资企业次之,有212家。

 

根据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外资企业先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总起来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外资基本维持现状。

 

从1949年至1950年秋。根据当时引进外资的思想和急需恢复生产的迫切要求,中国政府对外资采取了基本维持现状的政策,即允许外资继续存在,但对其进行合理的管理和监督。

 

1949年6月2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申明:无论是私营或外商经营,只要严格遵守政府法令,对人民生活和生产事业作有益的贡献,自当加以保护。《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社论再次明确了这一点。

 

第二阶段:从1950年底至1952年末,以美资为主要对象,开始清理一些外资在华企业。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将中国在美国管辖内的一切资产置于管制之下,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对此中国政府采取了报复措施,于同月28日颁布关于管制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存款的命令,对美国在华企业进行了军事管制,防止其在我国境内从事经济破坏和危害我国人民的利益。但是管制并不等于征用和没收,美资企业被管制后其资产和经营权仍属于美国业主,允许它们中的大多数继续进行正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1952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就英国有关中英贸易问题的照会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愿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贸易关系,一切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外侨外商都可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保护。该声明重申了中国政府对守法外资企业实行保护的政策,反映了新中国尊重外国在华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的郑重态度和鲜明立场。

 

第三阶段:从1953年到1956年在华外资企业逐渐消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禁运在损害中国经济的同时也损害了西方国家在华企业的利益,致使其经营出现困难,一部分在华企业破产。加上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采取的统购统销政策,尤其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剩余在华外资企业的经营受到较大限制,并逐渐开始收缩。到1956年底,美国在华产业得到全部清理,英国在华企业总资产的93.1%得到了清理。

 

4.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利用外资工作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遭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并未放弃利用外资的努力。

 

1959底至1961年初,毛泽东在两次会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指出:“我们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1961年2月,他在会见时任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时说:“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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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议长久原房之助

 

1963年12月9日,朱德在和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薛暮桥的谈话中指出:“自力更生不是说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519页。]次年1月他又在听取汇报时指出:“从外国进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等于不是自力更生。例如同日本做生意,他们的东西我们用得上,我们的东西他们也用得上,这是双方的需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第520页。]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六十年代初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封锁有所缓和,中国政府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实践。由于当时建设资金匮乏,党中央决定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西欧、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为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工业等行业部门进口技术改造和填补生产技术部门缺乏的关键性技术。

 

1962年9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两套维尼纶成套设备。1963年又先后从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引进石油化工技术方面的14个成套设备项目。在前两次引进取得成功以后,党和毛泽东对于引进外资有了一些更加积极的提法和表现。1963至1964年间,党中央又先后批准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行业的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1964年1月,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开矿办厂,向他们学习技术,也可以让华侨投资建厂。[ 《毛泽东思想研究》1987年第4期。]

 

《中法建交公报》发表后,毛泽东又在会见法国议员和意大利客人时表示,希望扩大与两国的经济往来。1965年4月13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央还同意了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人民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第202页。]

 

到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我国先后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等国家的厂商签订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塑料、汽车、液压元件、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设备引进合同84项,总成交额为2.8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合同56项,用汇2.6亿美元,占全部引进的90%以上。引进的这些设备范围广泛,从生产资料设备到消费品生产设备均有,但最主要的还是重型工业项目和重大技术装备,其中钢铁工业占31.7%,化学工业占28.1%。在所引进的成套设备中,主要有从奥地利引进的纯氧顶吹转炉炼钢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的原油裂解装置,从英国引进的晴纶生产设备和年产10万吨的重油气化制合成氨技术设备以及高压聚乙烯,聚丙烯技术,硅半导体材料制造设备和技术等。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与建设,对新中国工业技术改造和生产能力的提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文革期间对外资的政策与利用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走向国际社会及发挥更大影响创造了条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取得了突破性。不久,中日邦交实现了正常化。至1973年底,我国已经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对外关系的重大发展为中国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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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联合国,乔冠华开怀大笑

 

 

1972年1月1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向周恩来报送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急需的化纤新技术成套设备4套、化肥设备2套及关键设备和材料,约需4亿美元。1972年8月6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呈送《关于引进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1972年11月7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的《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23套化工设备。

 

1973年1月2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国务院业务组研究的意见,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进行总结和规划,建议今后3-5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43方案”,是继“156项”后的首次大规模引进计划,是打破“文革”时期闭关自守的重大突破。这次引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积累多年的“吃、穿、用”严重不足和工业化建设中能源、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问题,即为缓解紧张的供求矛盾而进行引进。关于引进设备的资金,为摆脱外汇不足,报告提出拟采取分期付款方式,在设备交付后的8年中分期付清,按照年息6%计算,连本带利合计金额52.22亿美元。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方案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和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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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视察“四三方案”项目进展

 

“43方案”带动了中国外贸的发展。1973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0年的2.4倍,1974年是1970年的3.2倍。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8四三方案的项目之一:云天化建设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在促进对外资的利用方面做了突出的贡献。为了恢复和发展被“四人帮”搞得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曾提出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的设想。

 

(四)文革之后的外资的政策与利用(1976-1978)

 

“文革“结束后,全党全国上下要求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呼声很高。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也急欲寻求新市场以摆脱困境。中国抓住机遇,以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指导,广泛开展外交工作,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1977年11月,在1975年制定的《10年规划纲要(1976-1985)》基础上,计委提出到2000年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建设120个大项目,本世纪末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大规模建设规划的主要手段引进外国资金和设备。

 

1978年2月16日,国家计委在向中央政治局作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提出了从1977年到2000年的23年设想,并制定了保证设想实现的包括“整顿”、“加强科研和引进新技术”、“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学会组织和管理现代化生产”等在内的15个重大政策和措施。《汇报要点》还提出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

 

从1978年初起,陆续派出了分别由谷牧、林乎加、李一氓等率领的多个考察团,到欧洲、日本、港澳等地访问。回国后,1978年6月,华国锋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谷牧等人的汇报。谷牧汇报中国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应当利用当前国外资金过剩的有利时机,积极对外引进。对此,到会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当即拍板,由谷牧组织出几条引进措施,到国务院务虚会上讨论。[ 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35—41页。]在7月6日—9月9日的国务院务虚会上,60多位部委领导参加并做汇报,讨论对外引进议程。

 

22华国锋做报告

 

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寨会议上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向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学习。他在讲话中提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王均伟:《争锋一从大跃进、洋跃进到软着陆》,金城出版社,1998,第193页。]1977年8月23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报告中专门论述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意义,提出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

 

邓小平同志很重视引进外资,他与余秋里、谷牧、康世恩谈话时提出:同国外做生意搞大一点,搞它500亿,利用资本主义危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国对外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35—41页。]

 

1978年对外引进的情况是:3月11日,国务院批准计委、建委等报告,决定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宝山新建年产铁650万吨、钢670万吨的大型钢铁厂,总投资214亿元,外汇48亿美元,国内投资70亿元。3月20日。计委、建委下达《1978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计划》,批准用汇总额85.6亿美元,当年成交额59.2亿美元,当年用汇11.7亿美元。计划协议金额78亿美元,简称“78亿计划”。

 

1978年12月15日,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公布了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不久以前,我们在对外贸易上,还有两个禁区。第一,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贷款不干,只有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商业贷款。现在不是了。第二,外商在中国投资不干。最近我们决定把这两个禁区取消了,基本上国际贸易上惯例的做法都可以干。

 

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前的近30年中,中国共利用外资144.9亿美元。但是当时利用外资主要靠对方提供的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利率高,偿还期短。同时,中国主要引进的是成套设备和国内急需的技术,建设周期长。资金上以短配长,风险大,成本高,效益差。

 

点击进入:二、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彭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