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的起步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巡讲话)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意识到外资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27页。]

 

36邓小平亲自起草的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提纲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也对中国利用外资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全面改革开放的准备工作

 

1、思想突破

 

1978年9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定了《1979、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提出实行“三个转变”,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转为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1978年9月28日《人民日报》说:“我国还准备采取更加灵活的贸易方式和支付方式。”10月26日,邓小平在访问日本期间,指出“对日本政府给我们贷款这种形式,我们还没有考虑,今后将研究这个问题。”[ 《邓副总理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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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邓小平在日本答记者问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主张。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 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第517页。]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吸收外国资金技术等事宜。[ 中国共产党纪实编纂委员会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纪实(1976-1992)》第9部(上卷),人民出版社,2003,第264页。]

 

1978年12月18日-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1979、1980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肯定了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国外资金的政策导向。从此,积极利用外资正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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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9年10月,邓小平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西欧、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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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2日至6月初,图为谷牧一行到法国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非常有利于中国引进外资。1978年谷牧同志访欧期间,在看到我国与欧洲各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所到各国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同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强烈愿望。当时的欧洲资本过剩,急于寻找出路。在与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见时,法国驻华大使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建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愿意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在联邦德国,一些州长表示可以提供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贷款给中国。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表明,利用外资加速我国经济建设是可能的。

 

1978年10月,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汤姆斯·墨菲率团访华,建议以“合资经营”的方式引进汽车项目。邓小平随后作出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批示,由此打开了中国合资经营的大门。[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213页。]

 

2、组织保障

 

为了更好地保障对外资的引进和利用,中国政府在机构设置上进行一系列的安排与调整。

 

1979年8月,为加强对利用外资工作统一领导和管理,决定设立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作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归口管理单位,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主任。

 

1982年3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合并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作为中国利用外资的归口管理机构,下设外国贷款管理局和外国投资管理局,分别主管外国政府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同时国外借款的外汇登记和债务偿还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负责统一管理。

 

1986年,国务院又成立外国投资工作领导小组,吸引外商投资的综合管理工作由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外经贸部分工负责。

 

为了更好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保护外资企业在华的合法权益,沟通政府和外资企业信息,传送政府政策,反映外资企业的诉求,加强外商企业的行业自律,1987年11月,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成立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该协会由外资企业自愿参加成为会员,是企业社团组织。协会设立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员大会决定协会重大事项,理事会决定协会常务工作,设会长一人,副会长若干人,主要是外资企业在华负责人。各省市也在地方相应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为本地会员服务,并成为各级政府与外资企业的沟通桥梁。

 

外资协会工作得到了政府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3.开放步骤

 

1983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实行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的初步经验,研究了进一步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

 

同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一个长期方针;要尽可能多吸收一些直接投资,以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以生产性项目为主,以吸收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出发点;为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要保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中国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行使自主权,进一步实施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

 

1985年5月,国务院召开部分省市、经济特区和有关部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会议着重研究吸收外商投资的有关情况和问题,并就投资方向、加强管理、外汇平衡,减免税收、劳动管理、物资供应、产品作价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的讨论。

 

1986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对外经济贸易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共同上报的《关于加强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报告》,指出在新形势下必须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进一步肯定了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方针。十三大报告指出“对于国外资金的利用,要根据偿还能力和国内资金、物资配套能力,保持适当的规模和合理的结构,大力提高外资使用的综合经济效益。要进一步健全涉外经济立法,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投资环境,使外国企业家能够按照国际惯例在中国经营企业,以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1988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进一步指出,“重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注重利用现有企业同外商进行合作,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办事效率,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使外商能够按照国际通行方式在中国投资和经营。”

 

1990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继续采取多种形式,吸收外商投资。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按照产业政策引导外商投资,多办一些出口创汇型、技术先进型项目,注意把吸收外商投资与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严格执行国家统一颁布的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制止违反国家规定变相公布优惠措施的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既要保护其合法经营和权益又要依法加强必要的监督管理,改进和加强对利用外资的规划和指导,重视利用外资项目的效益。”

 

(二)利用外资的立法和政策的出台与调整

 

这一时期的改革开放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重视立法。从而使改革开放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众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他还强调,应该集中力量制定一批法律,包括外国人投资法等。同时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

 

1979年7月8日,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中华入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规范的涉外经济法律,是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彭真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标志着中国外资立法的开端。该法参考了30多个国家的有关法律,广泛听取国内经济部门、研究机构和法律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在半年内就完成了起草工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法律条文规定比较原则,全文共15条,2000余字。它以法律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欢迎外商来华投资举办合营企业。

 

198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等。

 

1982年4月,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把中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政策写入宪法修正草案。同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通过。这就从根本法上确立了外商投资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198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1984年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规,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并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芬兰、挪威等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和美国、法国、英国等国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这些有关外资的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外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和《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改善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条件。《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草创投资环境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中国的外资政策从此进入了根据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有重点、有计划地吸收外资,合理引导外资流向,积极调整外资结构的初级发展阶段。

 

总而言之,1979-1991年间,中国的涉外经济立法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规就超过200多个,再加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规章等,初步形成了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为基础,以相关部门经济法和民商法为配套,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立法为补充的体系完备的吸收外资法律体系。

 

(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政策

 

为了鼓励外商来华投资,提供先进技术,更好地促进中国发展,中国政府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和优惠措施。

 

1、税收优惠

 

由于中国多年封闭等原因,改革开放后外商对我国的投资环境不熟悉,对我国的外资政策心存疑虑。为了克服疑虑,积极引进外资,这一时期的外资政策不得不提供“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且优惠水平比较高。

 

1979-1983年,合营企业所得税率一般是33%,同时给予一年免征所得税、二年减半的优惠。1991年4月通过的《中华入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明确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率一般为33%,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实施“两免三减”政策,即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在工商统一税和关税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享受远高于国内企业的减免税优惠,在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以及出口产品时,还享受免税待遇。同时国家还给予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自营权、报关权等权利,以及比国内企业多得多的经营自主权。

 

2、放宽审批权限

 

1979-1983年,对外商投资项目的控制比较严格。最初两年,所有的项目都要上报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将一部分项目委托给省市政府批准,但一般3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还要到中央政府来审批,地方政府的审批权限十分有限。经过1983年、1985年、1988年几次调整,国务院逐步扩大了地方政府自行审批外商投资的自主权。凡符合国家鼓励投资的生产性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收支不需要国家平衡,产品不涉及配额、许可证的,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河北、北京、辽宁11个省、市和4个经济特区地方政府的自行审批权为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其他省、市和中央部委的审批权限为10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

 

在逐步下放外资审批权限的同时,外资审批手续也得以简化。各地努力改善了吸收外商投资的软环境,有的成立联合办公审批机构,实行一个窗口对外,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许多地方还成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等机构,积极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帮助它们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

 

3、引导资本投向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利用外资是以重工业优先为导向的,资金周转慢,效益相对不是很好。1979年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家工商界领导入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用偿还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根据邓小平同志积极扩大引进外资的指示,1979年9月中国签订了第一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协议。1979年12月,日本政府承诺为中国六个大型项目的建设提供长期低息贷款。1980年4月,中日两国政府签订了500亿日元的贷款协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同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贷款协定。

 

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中港合资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1980年5月1日,时任外资委员会副主任的江泽民为这家编号为“0001”的合资企业挂牌剪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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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

 

随后,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北京迅达电梯公司、天津王朝葡萄酒公司等一批外商投资企业相继成立。

 

改革开放初期,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投资于非生产性项目,对提升中国的生产水平帮助有限。1986年以后,为优化投资结构,对资本投向进行了引导。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要求:“要加强利用外资的综合平衡,正确引导利用外资的使用方向,大力提高经济效益。”1987年12月,颁布《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时规定》,促进了外商投资产业结构的改善。1989年3月公布了《国务院善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提出外商投资审查标准。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农业开发、能源、交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紧缺的原材料、先进技术、改进产品性能、降低消耗、增加生产能力、提高经济效益、扩大产品外销、增加出口创汇、填补空白紧缺、适应市场需求、主要原材料进口、产品全部或大部出口的项目。

 

此后,生产性企业发展较快,1989年外商投资企业中生产型企业占项目总数的93%,1990占93.7%。与此同时,生产性企业内部结构得到改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大型企业有所增加。

 

(三)利用外资工作的推进

 

在各种内外有利条件的支持下,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进展很快。13年当中,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吸引外资的成绩

 

大量的外资为中国基本建设开辟了新的筹措资金渠道。

 

从1979年开始,中国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基本不借外债的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相继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和国际金融公司的代表权并吸收了一批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或民间贷款,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1978-1991年,中国使用国外多边及双边贷款(含国外商业信贷)共计525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503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250.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约占总数的90%。外商投资工业生产领域居多,约占协议金额的60%。

 

外商直接投资为中国基本建设开辟了新的筹措资金渠道,仅1989年,中国实际使用33.93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5%。到了1991年,这一比重上升到15%。在一些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例如,1991年福建、北京新增工业产值的55%和60%来自于外商投资企业。

 

1991年新签利用外资协议金额17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7.6%;实际使用外资113亿美元,增长9.6%。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111亿美元,实际投资40亿美元,分别增长67.6%和13.8%。截至1991年末,在我国注册的“三资”企业37215个;注册资金46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62亿美元。[ 见《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1991年年底,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共20732家,工业产值12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对外开放后,广东省在“六五”、“七五”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引进的外资分别占这两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的14.98%和22.3%,国民生产总值的21.03%和37.96%。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占深圳全市的50%,其工业产值占全市的66.3%。

 

1978-1991年间,外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国民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随着大批外商投资企业开业投产,上缴国家财政的各项收入不断增长,1990年达到78亿元,比1989年增长56%。有9个省市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财政收入在1亿元以上。1991年又有较大幅度增长,如上海为9.3亿元,广东为19.2亿元。1991年,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的国家涉外税收增长幅度超过40%,达68.6亿元(不包括关税)。连同土地使用费等收入,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国家财政收入超过100亿元。

 

1991年外商投资企业实现生产总值1370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75%;直接出口额达到120.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4.3%,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的16.7%;交纳税金(不包括关税)7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3%。在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8.3%,其出口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5.6%。在全市出口创汇300万美元以上的79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90%。[ 中国对外贸易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第50页。]

 

3、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自1979年开始,我国技术引进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一批先进实用的技术和设备,填补了一些技术空白,加强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这一时期主要以软技术引进为主,以许可证贸易等软件技术为主的引进比70年代有了明显的增加。据统计,1980~1990年,签订了4000多项技术引进合同。从1975~1990年,我国累计软件引进2027项,支付外汇33.223亿美元,其中许可证贸易1668项,技术服务咨询359项。[ 夏国藩:《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航空工业出版社,1993,第275页。]在1980~1989年间,许可证贸易、顾问咨询、技术服务、合作生产等软件技术合同的金额约占全部引进合同的21%,比重扩大了13倍。尤其是1981~1987年成为了我国技术引进的黄金时期,国家在技术引进中重点抓了“3000项计划”和“12条龙计划”。“3000项计划”是指国家在1983~1985年使用30亿美元重点引进3000项先进技术,以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12条龙计划”是指国家在1986年制定计划,组织科研单位、企业、大学共同合作,重点对12个重大项目进行消化、吸收。这两项措施使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迈上了更高的台阶。

 

1978-1991年间,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一批先进实用的技术和设备,填补了一些技术空白,加快了老企业的技术改造。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准起点较高,适用性强,投产速度快,很快就能形成生产能力,同时也推动了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北京吉普车公司、广州标志汽车公司、武汉神龙汽车公司、长春高尔夫汽车公司等合资企业的建立,是中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上海的单克隆抗体抗癌药物、广州的入工心脏瓣膜、青岛的膜压激光全息图片等项目,都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4、引进了管理经验,增加了劳动就业

 

利用外资是一种系统引进,除了物质资本,还可以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科学管理、现代市场机制、国际销售渠道等重要发展要素,这些是内资和外债所无法替代的。

 

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国内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例如,在外资企业带动下,中国各地旅游宾馆及服务行业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有的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1991年,各类外资企业直接吸纳正式就业人口280万人,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了大批城市待业入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外商投资企业培养的大批高技术人才,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产业升级做出了积极贡献。[ 石广生:《中国对外贸易改革和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3。]

 

5、全面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979 年底,中央先后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率先实施对外开放,给予他们在对外开放中更为灵活的自主权和优惠政策。1980年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在 1984 和 1985 年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我国的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包括上海、天津等 14 个沿海港口和城市,并将长三角、珠三角和等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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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79年11月,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时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兰恩(右一)签订有关协议

 

1986年7月我国正式申请加入WTO的前身关贸总协定组织,向国内外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意图。

 

到 1988 年中央又决定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他沿海地区。并批准设立的海南省,在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 年我国又决定开放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在以上的这些地区,我国给予外商投资以特殊优惠政策。逐步构建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的梯度式开放格局。

 

截至1991年年底,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共20732家,工业产值12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沿海地区的经济起飞,外商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外商投资企业还加深了大陆与港澳台经济的联系,对促进港澳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推进海峡两岸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一时期,虽然中国政府给予外资以较大优惠。但是,出于谨慎的态度,外商并没有因此而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所以,这一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仍以借款为主。 1979-1991 的这十三年中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额811.56亿 美元,其中525.61 亿美元是对外借款,占我国利用外资总额的64.77%。外商直接投资250.57 亿美元,所占比重仅为 30.88%。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中,又以合作经营方式为主,合资经营次之,独资经营所占比重很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中经网数据库。]

 

(五)利用外资中存在的问题

 

这一时期利用外资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存若干问题:

 

1.引资政策中重数量轻质量,引进外资技术含量低。

 

引进外资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加上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导致最初引资政策的执行和评价都是以吸引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为标准的,因而造成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引资过程中“重数量轻质量”,唯数量论,不计成本的盲目招商引资,片面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而不注重对引进外资的行业选择,[ 熊琼:《当前中国利用外资政策存在的问题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第69页。]造成外商投资的效益短期化,投资的技术含量不高。我国早期引进的外资中,来自港澳台地区的资金占58.3%,[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7),中经网数据计算所得。]中小资本居多,引进技术设备多为适用技术,先进技术较少,大项目不多,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提升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总体上,当时我国实施的“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我国企业对国外技术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状况。

 

2.外资投向的产业分布和地区分布不合理。

 

这一时期外资在我国的产业投向分布极不均衡,偏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开放初期,由于需要迅速吸收外资,加之各种导向手段有限,外资便主要流入当时一些盈利较高的部门、旅游宾馆等第三产业和简易加工装配业,技术水平低。1984年,第三产业吸收外资合同总额、实际总额分别占外资的84.0%和72.6%。第三产业中又以旅游宾馆和娱乐设施等房地产项目为主,占一半以上。1990年外商投资工业产值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28%。[ 数据来源:国研网2008年11月。]这种状况是符合开始引进外资的初衷的,[ 1979年1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家工商界领导入时说:“……吸收外资……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但是长久以往会损害国家的产业基础,所以需要不断调整相关政策。

 

同时,在我国实施梯度发展的经济战略下,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的数量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到2005年我国东部沿海10个省市的外资投资额占全国总投资额的近89%,2006年这一比例也高达84%,而同期中西部地区的外资投资额不足20%。进一步加大了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3.外资优惠政策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运行机制

 

为了促进对外资的吸引,这一时期给予了外资若干优惠政策,其中一些具有超国民待遇,如如税收优惠、外汇政策优惠、价格优惠和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优惠等等。对外资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激励了外商的投资,这符合当时中国亟需发展资金的现实情况,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原来的优惠政策在整个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中逐渐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不适应,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运行机制,使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外资企业依靠其自身强大的实力,并借助优惠政策,迅速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发展壮大,形成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冲击我国民族产业,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国内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同国外竞争对手之间本身就存在着明显的强弱差距,这种差距使我们不可避免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而外资的优惠政策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差距和不平等,不利于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当然,在发展当中,中国政府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了相关政策,在整体上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兼顾了外资与内资之间的协调发展。

 

点击进入:三、1992年以后利用外资的发展与突破阶段(从南巡讲话到加入WTO)

 

(彭波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