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发挥的作用

 

从2013年9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开始,各自贸试验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国家战略,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改革投资管理体制,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保障体系,并在深化粤港澳合作、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东北亚区域开放、推动国际油品贸易发展、推动内陆与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加快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和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等方面进行了差异化探索和试验,各项试验任务落实良好,总体上实现了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取得了良好成绩。自贸试验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已成为推动投资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不懈动力。

 

(一)自贸试验区推动改革

 

自贸试验区自运行以来,不断推动制度创新,以开放促改革,形成了政府管理理念的重要转变,在投资管理制度、贸易监管制度、金融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实现了创新突破,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部门之间关系更趋优化与规范,成为政府管理理念与制度创新的重要载体和关键样本,有效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1、自贸试验区践行政府管理的理念转变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是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自贸试验区提升营商环境和政府服务效能的关键。自贸试验区通过深化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革命,助力政府管理理念实现重要转变。

 

自贸试验区自设立以来,在外商投资管理,境外投资管理和工商登记准入、项目审批环节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实现了由正面清单管理和审批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和备案管理的转变。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针对贸易、投资、工商等领域中存在的由于部门职能分散造成的效率低下问题,尝试打破各部门管理机构之间的壁垒和隔阂,探索将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部门进行合并。通过政府机构的整合调整,达到了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金融领域,重要的改革变化之一就是从被动审批管理向主动服务企业思路的转变,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地从企业诉求出发,量身定制创新措施,对企业主动服务的意识增强。自贸试验区重视法治化建设,通过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自贸试验区问题,推动我国涉外经济法制建设的进程。在自贸试验区内,培育了“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管理理念。

 

2、自贸试验区助力政府管理制度创新

 

政府管理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内容。自运行以来,自贸试验区积极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有效推动投资、贸易、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自贸试验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积极探索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自贸试验区推动政务服务的一口受理,建立“一站式、一网式”政务服务模式,通过设立政务服务大厅,降低企业的办事成本,提升了政府服务效能。

 

以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自贸试验区统—办理76大类143项审批事项推行“即审即办”“容缺审批”“一颗印章管审批”,并对470项审批事项实行全过程电子化运作和监管,审批时限压缩50%以上。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管理基本制度,实现了由正面清单和审批管理向负面清单和以备案管理为主的转变。自由贸试验区先后推动三批次暂停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总计94条,涉及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共35部(件),涉及具体条款共130条。

 

各地自贸试验区以国际先进模式为参考,不断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围绕“简政集约、通关便利”的要求,推动贸易监管制度创新。积极探索金融制度创新,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打造有效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为金融改革开放积累了经验。自贸试验区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搭建了统一的信用信息监管平台,不断健全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推动形成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

 

3、自贸试验区探索经济领域关系的调整

 

自贸试验区积极探索推动经济关系调整,推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 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更趋优化,为全国深化改革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自贸试验区重视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打造国际化、市场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作为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和内容,通过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企业创新创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自贸试验区在改革当中积极探索发挥社会力量,通过政府扶持引导、购买服务和制定标准等制度安排,发挥行业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在行业准入、评审评估等方面的职能作用。自贸试验区从推动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入手,积极推动简政放权力度,全面下放管理权限,探索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责权关系。

 

(二)自贸试验区引领开放

 

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开放的前沿阵地,探索了新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引领了开放道路的探索,也引领开放型经济的新发展,推动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对接,体现了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实践与探索。

 

1、自贸试验区探索引领开放新模式

 

自贸试验区探索了园区开放的新模式。整体上在功能设计上超越了传统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贸易、仓储、加工的功能,以建构政策制度框架为内容,既包括与贸易发展相适应的海关监管措施,同时也包括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投资制度改革以及金融制度改革等内容。

 

自贸试验区推动了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从自贸试验区开始,除了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开放外,自贸试验区开始试点推动服务业领域和高端制造的服务环节的开放。除了在投资领域上强调特定产业的外资准入管理制度创新外,在贸易监管模式上强调了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服务环节发展相适应的监管模式,对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自贸试验区探索了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开放模式。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我国启动了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营商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市场主体不是直接享受劳动力红利和土地资源红利,而是更多的享受制度变革带来的成本下降。

 

自贸试验区试点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创新拓展合作方式,扩大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不仅提升了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也加快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融合,推动贸易伙伴多元化。

 

2、自贸试验区引领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自贸试验区自运行以来,推动贸易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准入门槛不断放宽,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贸易转型升级步伐加快,走出去合作快速发展,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随着自贸试验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区域贸易和投资增长的重要引擎。一方面,就投资而言,2018年,11个自贸试验区实际利用外资1073.14亿元人民币,占全国12.12%,成为引资新高地。例如,天津自贸试验区用占全市1%的面积创造了四分之一的实际利用外资额,湖北自贸试验区以全省0.065%的国土面积实现全省31%的合同外资额。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也成为所在地区进出口的主体。2018年,11个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额3.7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12.25%。例如,2018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14600亿元,广东自贸试验区实现进出口9026.7亿元。

 

自贸试验区以推动投资便利化为导向,深入试点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的外商投资实行备案管理。从2013年公布首张负面清单,到2019年,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共经过2014版、2015版、2017版、2018版和2019版的五次修订,负面清单涉及的特别管理措施从2013年的190条缩减为2019版的37条,开放度大幅提高。

 

自贸试验区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极大压缩了通关时间,大幅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例如,从压缩通关时间来看,天津、浙江和四川等自贸试验区的通关时间均压缩50%以上,其中,浙江自贸试验区优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只保留护照、临时入境许可2项证件材料,通关时间压缩81%,从16小时压缩到3小时,实施以来己为企业节省费用2亿多元人民币。四川自贸试验区推出国际会展检验检疫监管新模式,展品通关时间平均缩短50%,截至2018年底,成都关区进口、出口平均通关时间较2017年压缩57.8%和68.4%。

 

3、自贸试验区引领国际规则的对接

 

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政府监管等领域,积极探索,不断试验国际公认的制度和做法,开启了从被动接受国际经贸规则向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新阶段。

 

在投资领域:建立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迅速重构背景下,自贸试验区积极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将对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延伸到“准入前”,并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形成了与国际接轨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除特殊领域外,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的特别管理要求,并不断缩减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在投资领域强化了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

 

在海关贸易监管管理领域,自贸试验区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按照“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的管理模式,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探索货物平均放行时间的减少。如,自贸试验区允许企业凭进口舱单将货物直接入区,再凭进境货物备案清单向主管海关办理申报手续,探索简化进出境备案清单,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手续,实现了监管功能的突破。

 

在政府监管领域:强化投资保护和争端解决机制。自贸试验区在法治建设方面积极推动与国际规则接轨,完善与自贸试验区相配套的法治保障体系。面临全球经贸治理规则的新变化,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例,自贸试验区加大了知识产权等经贸谈判议题的改革试验。2017年7月25日,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正式启动运行,中心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功能全面开展。2019年1-9月,共受理专利预审案件474件,获得授权14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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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揭牌仪式

 

(三)自贸试验区推动高质量发展

 

自贸试验区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改善优化营商环境,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路径。

 

1、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自贸试验区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融合化、创新化发展。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发展,自贸试验区有力促进了产业链和价值链由低端环节向高端产品、高端要素、高端服务、高端平台等深化延伸,抢占高端环节,实现产业高端化。

 

自贸试验区在推进产业发展过程中注重培育产业集群,依靠发挥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推动内生增长,整合打造出具有创新能力强、关联度强、辐射面广、集约化高的优势产业集群。

 

自贸试验区树立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通过全球资源利用、业务流程再造、产业链整合、资本市场运作等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整合和集成世界性的创新资源,在合作中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产业边界日益模糊,跨界融合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自贸试验区把握大势、抓住机遇,加快推动产业融合,大力发展跨界产业,赢得产业升级的先机和主动。

 

2、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各自贸试验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促进与港澳台合作不断深化,助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推动自贸试验区内外、自贸试验区之间合作发展。

 

3、改善优化营商环境

 

自贸试验区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任务,着力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促进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不断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企业满意度不断提升。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水平,转变营商环境理念,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自贸试验区利用改革开放高地的优势,将对标国际先进规则放在首要位置。不是简单的对最高优惠政策的对标,而是在先进经验、效率标准、创新标准等多方面对标。部分自贸试验区参照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等国际标准,从企业开办、产权登记、国际贸易等方面,逐一对照国际化水准,提出相关举措。例如,2018年5月,广东自贸试验区横琴片区率先探索制定对标国际的供用电规则,推行低压供电模式、受电工程强制监理、取消受电工程现场验收等举措,企业“获得电力”程序、时间和成本均大幅压缩,用户报装审批环节从平均5.5个简化为2个,服务过程耗时缩减73.2%,用电报装成本下降81%,电力设备品类精简75%。

 

自贸试验区试点实现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准入 环节即对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有效提升了我国营商环境的亲和度。针对外资企业普遍关注的权益保护等问题,自贸试验区加快完善法制建设,逐渐形成规则治理模式,保障市场主体在同一规则下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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