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

 

1953年建立的统购统销制度,对此后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和特征。它与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及对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被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

 

一、统销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并没有取消农产品自由市场,征收公粮和市场收购是政府获取粮食的两个重要渠道。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国家所能掌握的粮食与其必须负担的城乡粮食供应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缺口。

 

建国初期,鉴于各方面对征收农业税有不少批评,中央曾明确指出:今后国家实行“少征多购”的方针,公粮征收数目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这样一来,通过增加农业税来增加商品粮收入的道路就堵死了。既然靠市场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就不得不另辟蹊径,采取新的购粮办法和新的粮食供应办法。

 

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开展,国家招收了两千多万农村青壮年到城镇工作。他们消费的粮食差不多和当时五千万城市人口的消费量相等。到1953年,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3.3%,即达7826万。而1953年农村里吃商品粮的人口也达到了1亿。因此,尽管1952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但1953年粮食供销紧张状况却未见缓和。

 

由于在当时情况下,仅靠工业部门自身积累来筹措发展资金还远远不够,农业还承担着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农副产品是当时主要的出口创汇商品。因此,为了保证工业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农副产品出口数量不但不能减少,而且还要有所增加。

 

土地改革以后,我国的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提高,但随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增产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据统计,1949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到1952年增加到440斤。同三年前相比,每个农村人口多消耗粮食70斤,加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另外,人口的增长也消耗了一部分增产的粮食。

 

由于建国初期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供求主要是靠市场自发调节的,供给者是上亿分散的单个农户,购买者是国营公司、合作社和私商。统购统销前,农民卖粮和私商买粮的自由度都很大。因此,当1953年粮食市场需求明显大于供给时,农民出现惜售心理,持粮以待高价,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收购到大量粮食。而与此同时,私商见有利可图便大量抢购、囤积。另外,一部分城镇居民见粮食供应紧张和价格看涨,自然也就要增加储存。这样一来,人为因素也加剧了粮食市场的紧张局面。

 

1953年全国粮食丰收,但局部地区存在灾害,东北的灾情很重。为赈济灾民,国家必须拨出大量商品粮。以致和原计划相比,全国粮食差额缺口达87亿斤,这也造成了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紧张。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1953年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但会威胁城镇居民生活,而且会引起物价全面上涨,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当时主管粮食工作的陈云同志对此作了深人分析:“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些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

 

二、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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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心的国营南市区第72号粮店门口,人们耐心地排队领取每月口粮。

 

1953 年春,局部地方出现自然灾害。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粮食供求状况很紧张,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面对严重的粮食供求矛盾,毛泽东要求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迅速拿出具体办法。

 

中财委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有 8 种方案,(1)又征又配,即农村征购,城市配给;(2)只配不征,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3)只征不配;(4)原封不动;(5)“临渴掘井”;(6)动员认购;(7)合同预购;(8)各行其是。但比较来比较去,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而工作的重点是征购。陈云认为:“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是被动。”同时,他充分估计到实行这项政策的难度和可能遇到的严重问题,提请与会者注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二十六万个乡,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

 

陈云认为:“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陈云认为,农村“征购”与城市的“配给”是配套的。他采纳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提法,将“配给”改称为“计划供应”,并与日伪时代的“配给”作了明确区分,强调“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的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他将在农村征购粮食、在城镇配售粮食的办法定名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陈云后来回忆:“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1953 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953年10月16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简称统购)、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和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四个组成部分;这四项政策互相关联,缺一不可;“所有方针政策的确定,所有收购量与供应量,收购标准与供应标准,收购价格与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地方则在既定的方针政策原则下,因地制宜,分工负责,保障其实施。”

 

11月19日,陈云主持政务院第194次会议,讨论通过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及《粮食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于是,从12月初开始,除少数地区外,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三、统购统销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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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浙江省嘉兴县沈三山互助组农民正在将粮食晒干扬净,准备卖给国家。

 

在执行的过程中,纳入统购统销的农产品不断增加。1953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财委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次年9月政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除了粮、棉、油三种最重要的农产品之外,烤烟、生猪、羊毛、牛皮及部分中药材、水产品、废铜、废锡、废钢等几十种产品都被纳人统购统销的范围。国家先后对粮食、油料、棉花、生猪、烤烟、麻类、甘蔗、茶叶、蚕茧、羊毛、桐油、楠竹、棕毛、生漆、核桃仁、杏仁、栗子、集中产区的重要木材,供应大城市和出口的水果、生产品,以及38种重要中药材实行计划收购或派购。统购统销政策最终完成,一个庞大的统购统销体系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农民即使要卖出自己留用的部分也不得在市场上出售,必须卖给国家委托的收购商店。而像鸡、鸭、鹅、鲜蛋、调味品、分散产区的水产品、干果和鲜果等少数可以进入自由市场的农产品,在必要时可经各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准按照统一收购物资的规定办理。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到1985年改行粮棉合同定购制度为止,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推行了32年的时间,而它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农产品流通的范围。

 

在统购统销实施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和工作失误,有些地方出现了强迫命令和买“过头粮”等现象,加剧了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紧张。1954年9月,陈云敏锐地发现了政府在统购统销工作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他分析指出:“粮食计划收购的数量,对某些农户有偏多偏少的现象;对供应农民的粮食分配,并不完全恰当;许多集镇尚未建立起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由于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食油,因此对农村食油供应就很少;许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复榨油。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要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1955年3月3日,陈云出席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出,“目前农村的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农民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感到无底”。因此决定:(1)国家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心中有数、情绪稳定;(2)1955年7月至1956年6月的年度粮食征购指标为900亿斤,比上年度预计只多20亿斤;(3)随着征购任务的减轻,粮食销售的数量也必须相应作合理的控制和安排,销售指标预计比上年度缩减20亿斤;(4)同时再把农村合作化的步骤放慢一些。3月21日,陈云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指出:“粮价稳定是物价稳定的核心,为此,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但收购的具体办法应不断改善,收购数量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以便消除农民的不满,提高农民生产热情,巩固工农联盟。同时,要严格控制销售量,纠正浪费现象”。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派出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城市整顿统销工作。随后,陈云在全国粮食会议上再次强调:“粮食征购任务不能再多了,经验证明,哪里多收了一点,哪里就容易出乱子,最后,多收的粮食还要返还给农民。今后粮食的出路在于压缩销量,应该下决心,集中力量从销售方面做文章。”

 

统购统销制度是我国建国初期形成的、在执行过程中逐步演变并强化的一种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制度体系,对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一政策对于抑制投机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缓和粮食供应危机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统购统销制度也为我国支撑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微观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统购统销人为地割裂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排除了价值规律在价格调节和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农产品供给长期的供不应求的状况。

 

(彭波 编纂)

 

参考资料:
1.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
2.朱佳木主编:《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3.王瑞芳:《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4期。
4.刘洋:《统购统销—建国初期统制经济思想的体现》,《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6期。
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6.《陈云文选》(1949一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