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成为当时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桥梁,为新中国发展对外贸易、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一、解放前的香港贸易地位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下半叶,香港经贸地位迅速上升,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华南的货物配送中心,后又上升为中国的沿海贸易中心。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尤其是与英国的贸易,都经过香港转口,这大大增加了香港的贸易规模,香港遂成为内地转口贸易的主要基地。由华南沿海而来的传统华商、新兴买办势力和外来洋商聚集于此,推动了香港和内地贸易的发展,也决定了香港的商业特点。后来,随着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港口的兴起,香港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逐步减少。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在内地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趋势,1895年占45.4%,1904年为39%,到1911年已经跌至30%以下。20世纪20年代,在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打击下,香港在内地对外贸易中的比重骤然下降至20%以下,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30年代更下降至不到10%。

 

 

xianggang04150年代初的香港街景。

 

1931年开始,远东局势逐渐紧张,由于战争的需要,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和中国对外贸易桥梁的作用再次逐步显露。但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额增长并不快,平均每年仅1.5%。1931年,香港与中国的贸易总额是8710万美元,1946年也仅达到10990万美元,1947年小幅上升为11220万美元,1948年为12440万美元,且一直处于贸易逆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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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维多利亚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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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皇后大道东一角。

 

二、建国前后党和国家对香港的贸易政策

 

在夺取全国胜利前夕,我党就注意到利用香港发展平等互利外贸关系的重要性,设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廖承志等同志的领导下为此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3月,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欢迎英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进行贸易,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接着,周恩来授权中共驻港代表乔冠华,在与英国讨论双边贸易问题时,如果英方表示诚意,可以邀请他们到解放区,直接与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在周恩来指示下,乔冠华于1948年11月在港回答英国记者波夫(H.C.Bough)提问时说,中国不想武力解放香港,而是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收回香港。乔冠华的话对安定香港人心起到了巨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等对我国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海、空军对我国港口和商船进行轰炸,加上国内经济形势不稳,不法商人投机逐利,我国经济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迅速发展经济,中国发展了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从1950至1954年这一时期,双方贸易额平均每年高达11.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的60%。但是中国从上述国家进口的主要是重工业设备,缺乏橡胶、药品、化工产品等重要物资,因此,必须同时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这时候,香港作为对外贸易的渠道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

 

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但同时也强调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的方针。周恩来同志总结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这就为利用香港开展外贸活动提供了指导思想。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促进以香港为中心的进出口贸易发展。1950年7月13日,召开了全国出口工作会议,其中心议题是调整对外贸易中的公私关系,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会议强调要通过香港,发展同一切国家的贸易关系。随后,中国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办法来促进对外贸易:第一是放宽外汇批准额度,采取以货易货方式,以便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部分物资。特别是通过先进后出的方式,以猪鬃、桐油等外国缺乏的物资吸引外商,换回中国急需的橡胶、汽油、钢铁、有色金属、棉花、麻袋等重要的物资。第二,全力在华南发展外商展销活动等,以促进以香港和澳门为重点的转口贸易。上述努力为后来1955年冬和1956年春在广州举办的邀请港、澳商人参加的出口物资交流会奠定了基础。

 

三、香港与大陆经贸关系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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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751、753、755三趟货车,许多香港居民都记忆犹新。从1962年开始,三趟货车分别从武汉、上海和郑州发出,每天将各类鲜活物资运往香港,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三趟快车”。

 

党和国家对香港的经济政策给香港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双边贸易迅速发展。从1949年至1951年,香港与大陆的贸易增幅高达247%,大大高于同期香港的外贸总额154%的增幅。1948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总额为4900万美元,从大陆的进口总额为7540万美元,贸易总额为12440万美元。香港的贸易逆差为2640万美元。而到1949年,香港对大陆出口总额为10240万美元,从大陆进口总额为10380万美元,贸易总额为20620万美元,贸易额成倍增长。1950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总额一下增为25550万美元,从大陆进口总额为15050万美元,贸易总额上升为40600万美元,香港获得贸易顺差10500万美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到1951年,香港对大陆的出口又增为28070万美元,从大陆进口总额为15100万美元,双边贸易总额为43170万美元,香港获得12970万美元的贸易顺差。1950年和1951年转口贸易的勃兴,使香港获得了历史上少有的贸易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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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华润承担起内地鲜活冷冻食品供港“三趟快车”的运作,保证了香港的食品供应。

 

在1949—1951年这几年中,香港为中国的外贸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首先,香港几乎成了中国唯一对西方进行贸易的窗口。通过香港,中国得到了部分工业设备、紧缺物资和战略物资,例如大陆每月从香港进口的战略物资——橡胶达2500吨。据统计,从1950年7月10日到1951年3月31日,从香港卖给大陆的天然橡胶价值达2700万至2800万英镑,仅在1951年4月就达到300万英镑。按英国估计,这些橡胶基本上满足了1950年和1951年中国军、民两用的需要。甚至于苏联在对中国提供援助的时候,要求中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上帮助购买橡胶等物资,这当然也必须通过香港。此外,中国还从英国进口了其他中国短缺的各种各样物资,如:陶器、玻璃制品、研磨料(金刚砂、砂纸、腐蚀剂)、有色金属及其制品、刃具、金属器具、设备和工具、纺织机器、毛条、化工产品、染料等等。大陆不仅从香港购买战略物资、工业设备,还通过香港向国外购买粮食、棉花等生活资料。陈云同志在1950年1月22日指示:“上海存粮过少是一大弱点,为对付粮贵纱贱,游资冲击,除购外棉计划不变外,必须增购外米4亿斤。购米外汇来源,一部分利用粤境存留港币,其余则需中贸部统筹”。这对解放初期稳定东南地区物价,保障供给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对中国外贸的第二大贡献是帮助中国大陆获得了大量急需的外汇。香港居民与内地有密切联系,其汇款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是更大量的外汇来源是全世界华侨通过香港向国内亲友的汇款,仅1950年华侨由香港汇到大陆的外汇总数为13300万美元,1951年又增加到14500万美元,1952年达14800万美元。在1950年至1964年间,华侨汇款占中国国际收支总额的4%。从香港获得的外汇,是当时中国外贸所需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

 

四、英国的对华政策与香港的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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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沙头角解放之日,英警与我军战士隔界碑对视。

 

香港与中国贸易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国的不干预政策。这是由于香港的发展关系到英国的切身利益。二战后,英国国力衰落,缺乏重建资金,财政状况恶化,使英国难以继续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为重振英国经济,英国采取了投机的做法:一方面加强英美合作,另一方面承认亚洲新兴国家,以发展远东贸易。英国一向十分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二战前,双方贸易总额最高年份达1.06亿英镑。二战后,由于美国几乎霸占了中国全部市场,中英贸易值不断下降,1947年降至1100万英镑,1948年更降为600万英镑。为扭转这种状况,英国力图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为了获得中国市场,1950年1月6日,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十分重视香港与中国的转口贸易,因为香港的繁荣可以给英国带来各种直接的好处:第一,英国可以从对华贸易中获取利润;第二,繁荣的香港可以支持英镑的国际地位。香港的英镑储备,是英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主要支柱之一;第三,英国可以通过香港对华贸易,获得在本国和它国所得不到的其他许多好处,例如优先得到世界缺乏的中国特有物资等。因此英国对美国发起的封锁中国的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

 

英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和对华贸易的开展,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1951年4月初,驻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表公开讲话,攻击英国的对华贸易帮助了中国军队在朝鲜的战争。美国国会议员马龙在议会中大骂英国见利忘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盟国?英国算得上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吗?不算!英国不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当中国正在朝鲜杀死美国士兵,甚至英国士兵时,英国却在继续卖武器、橡胶、马口铁、燃料和军火给中国,帮助他们提高战斗力。”美国反华分子对英国政府的攻击,也得到英国议会中反华人士的呼应。英国议员布拉克勃(Blackbum)指责说,朝鲜战争爆发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英国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亿英镑以上的货物,其中橡胶是朝鲜战争前的10倍以上。他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为此进行了辩护。殖民地大臣詹姆士•格雷费斯(James Griffths)解释说,英国必须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因为香港完全依赖同中国大陆的贸易而生存,如果停止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受损失最大的还是英国。只要中国停止给香港供应食品,香港立刻就会爆发危机。英国贸易大臣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SirHartley Shawcross)也表示说,英国准备对重要的、可以直接提高中国军事力量的物资的出口加以禁止,其中包括车辆、钢、锌等,但要完全中止香港与中国的贸易是不可能的。他申明:“英国的政策是对中国不进行经济制裁。”即使对战略物资的出口,也只能是加以控制,但绝非禁止。当议员伊蒙雷斯•休斯(Emrys Huges)询问说:“如果香港不从中国进口大米、鲜肉、蔬菜、食物、食油和蛋,那香港的食品供应将出现什么情况”时,肖克罗斯再次强调香港依赖中国而生存,因此要停止香港对中国的贸易是不行的。他还强调香港虽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同时也必须发展本地工业。香港地方窄小、物产缺乏,只有发展本地工业,走向外输出发展的道路才有前途。他从反共的立场出发解释:如果没有本地工业,就不能养活250万港人,更谈不上发展香港经济。如果食物短缺或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就会带来政治、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就会渗透到香港。如果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导致香港出现共产主义思潮,那么即便在香港门口击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那也是很危险的。贸易部的罗兹(Rhodes)用了一组数字说明香港与中国贸易给英国带来的好处。以1951年第一季度为例,英国从中国进口了270万英镑的物资,其中200万英镑是鸡蛋,408000英镑是玉米……。而上述物品是英国缺乏的。议员里查德•亚当斯(Richard Adams)也认为,很难给什么是战略物资下准确的定义,因此不能停止双方贸易。

 

然而美国继续向英国施加了强大压力,要求停止中英贸易,特别是停止出售战略武器给新中国。为了表示威胁,在1950年12月,美国还关闭了在香港的两家银行之一的“蔡斯国家银行”(Chase NationalBank)。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得不参加了对新中国的经济制裁,对出口到中国的战略物资实行限制。但是这些限制是不彻底的,例如在限制马来西亚、新加坡对华输出橡胶时,仍规定可供中国民用,仅限于每月出口的数量不超过2500吨。尽管1951年5月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出口禁运,加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使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剧减,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1952年香港对大陆的转口贸易总额为8860万美元,其中港产品对大陆出口总额为240万美元,从大陆进口总额为14530万美元,贸易总额为23640万美元。1953年香港对大陆出口总额为9449万美元,转口贸易额为9220万美元,与大陆的贸易总额达到24460万美元。

 

因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当时香港一度被称为“东方的柏林”。

 

(彭波 编撰)

 

参考资料:
1.威廉•比瑟:《香港经济与未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
2.李世安:《香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