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大事记1958年

 

1月1日起 商业部撤销若干个专业商贸公司,改组为商业部内部的专业局,并规定各专业贸易局除直接领导一级外,对外各省、市、自治区相应公司不再保持领导关系。随后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相应也将专业公司改为商业厅(局)内部的经理部,实现政企合一。(内贸)

 

2月1日 中国矿产出口公司和中国五金进口公司,同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钢铁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长期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商定自1958年至1962年五年期间,双方各出口1亿英镑,中方出口铁矿、煤炭等,日方出口多种钢材等。(外贸)

 

2月21日 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中央商业部门进行了合并,将商业部改为第一商业部,城市服务部改为第二商业部,将供销合作总社与第二商业部合并。9月,第一、第二商业部又合并为统一的商业部。(内贸)

 

3月1日 经过两年时断时续的谈判,中国贸促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本贸易促进会和日中输出入组合等三个团体组成的访华代表团在北京签订第四次贸易协定。协定金额增加到各出口3500万英镑,还规定双方相互办展览,加强技术交流,对重要物资确保长期供应关系,特别是在备忘录中规定了互设商务代表机构待遇等有关事项。从1953年起到1958年3月两国民间机构先后签订了四次中日贸易协议或协定。(外贸)

 

4月11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物价管理权限和有关商业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将地方商业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编制权、农产品收购权、冷背残伤商品的降价权、生产资料分配权和工商利润分配权下放给省、市和自治区。(内贸)

 

4月23日 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中苏通商航海条约》,为两国开展贸易活动和经济合作奠定了法律基础。中苏两国贸易在10年间迅速发展,至1959年,两国间贸易额达到18.9亿卢布(折合20.98亿美元),占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8%,比1950年增长了5.2倍。随着中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在两国领土接壤地区还开展了边境贸易。(法律)

 

5月1日 中苏两国外贸部门换文。根据换文,中国的黑龙江省同苏联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区、沿海边区和阿木尔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3个加盟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同苏联的赤塔州,自1958-1960年先后开展了边境贸易,本着互通有无的原则,进行满足边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商品交换,成为两国国家贸易的一个补充。同时,两国商业部门之间还于1958年和1959年进行了日用消费品交换。50年代中苏两国贸易的蓬勃发展,对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积极作用。(贸易)

 

5月4日 由于5月2日在日本长崎发生了暴徒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中国政府决定停止签发日本的进出口许可证。中日贸易再度中断。(外贸)

 

5月24日 对外贸易部发布《关于对资出口经营工作的几项措施和暂行办法》。(外贸)

 

6月4日 中国政府和挪威政府贸易和支付协定在北京签订。(外贸)

 

6月25日至8月15日 全国外贸局长会议在上海举行。7月6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出席会议代表并作重要指示。(外贸)

 

8月11日 毛主席参观天津出口商品陈列馆。(外贸)

 

8月26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天津市召开市场管理和对私改造工作现场会议,会议确定在新形势下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是:“加强对私改造,将一切残存的个体户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形式;要加强市场管理,积极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服务,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残余,将全国城乡某些分散的市场,完全改造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内贸)

 

8月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和《关于外贸外汇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对外贸易体制进一步给予肯定,并决定在集中统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制止盲目放权风,保证在统一对外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放权浪潮,出现了以“快”为主的倾向,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盲目下放计划、财务、工业、商业、人事管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度受到干扰。在对外贸易领域,国营对外贸易企业统一经营的局面有所松动,对外贸易部门除了财权仍归中央财政外,计划、机构、人员编制都有所下放,地方强烈要求扩大地方进出口经营权,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有些口岸违反原有经营分工的规定,相互争配额、争市场、抬价抢购、低价竞销,个别地方甚至不经过对外贸易机构对外进行贸易活动。(外贸)

 

9月17日 中国政府和锡兰(现斯里兰卡)政府在科伦坡就中国帮助锡兰进行水灾善后恢复工作贷款换文。(援外)

 

9月2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实行“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以地区综合平衡为主的计划管理体制。由于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改革过程过急过快,改革环境不尽合理,致使这次改革出现许多重大失误。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局性的宏观决策上失控,造成国民经济陷入全面失调的困境。(内贸)

 

9月25日 中国政府和突尼斯政府贸易协定在突尼斯签订。(外贸)

 

9月27日 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关于贷款给朝鲜政府的协定在北京签订。薄一波副总理和朝鲜内阁副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援外)

 

10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就展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援外)

 

10月29日 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陈毅、李富春同志《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这是建国以来中央首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做出明确指示。(援外)

 

10月 对外贸易部发布了《出口商品检验工作细则》。明确规定商检工作的范围还包括进出商品的残损和短缺检验、重量鉴定、装载出口商品的船舱检验等。(外贸)

 

11月9日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副产品、食品、畜产品、丝、绸等商品分级管理办法的规定》,根据这些商品在国计民生中重要程度及生产分布和供应情况分为三类,实行分级管理,从农副产品开始。(内贸)

 

11月21日 批准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海事仲裁委员会,并明文规定,海事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为:1.关于海上船舶互相救助、海上船舶和内河船舶互相救助报酬的争议;2.关于海上船舶碰撞,或者海上船舶损坏港口建筑物或设备所发生的争议;3.关于海上船舶租赁业务、海上船舶代理业务和根据运输合同、提单或其他运输文件而办理的海上运辅业务以及海上保险等所发生的争议。海事仲裁委员会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发生后所签订的契约、协议等受理海事争议案件。海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不得向法院或其他机关提出变更要求。海事仲裁委员会的设立,进一步充实、完善了中国的涉外仲裁制度,在当时中国司法系统涉外诉讼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贸)

 

12月4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商标工作会议,提出商标注册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保护“专用权”,而是为了促使生产企业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外贸)

 

12月8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开罗举行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第一次会议。(经济合作)

 

12月15日 中国政府和阿联酋政府贸易协定在开罗签订。(外贸)

 

12月23日 周总理接见外贸部召开的口岸外贸局长座谈会代表,就外贸政策问题做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对外贸易“要量力而行,逐步发展”,要“重合同、守信用、重质量先于重数量”。(外贸)

 

12月29日 中国政府和蒙古政府关于给予蒙古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在北京签订。贺龙副总理和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援外)

 

12月31日 1958年起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农业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业搞“并、转、升”的同时,商业在所有制方面更是急于过渡,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供销合作社由集体所有制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升级过渡和下放转让,其中10万人转入国营商业;50万人下放到农业或转为运输业;50万人转入城市人民公社;20万人退职。(内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