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大事记1954年

 

1月1日 中国政府决定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由对外贸易部统一负责对外谈判和签订协议。成套项目援建任务由国家计委按专业分别下达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援外)

 

1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输出入商品检验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商检部门的职责和工作程序。后又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法规,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进出商品品质管制制度。根据《暂行条例》的规定,凡输出入商品属于下列情形之一者,实施法定检验:1.列入现行实施检验商品种类表内者;2.国营企业对外贸易合同规定应由商品检验局检验者;3.动植物及其产品;4.疑有掺伪情弊者。法定检验商品种类表,由中央对外贸易部制定,除经中央对外贸易部特准者外,不得输出或输入。法定检验商品按中央对外贸易部所规定的品质、等级、包装的标准、抽样和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国营企业对外贸易合同另有规定者,按合同规定检验。在实施两个暂行条例过程中,有关机关还制定了一些单行办法,如《商品检验局接受委托检验通则》(1951年)、《商品检验局驻仓拣样及监视榨包办法》(1951年)、《商品检验局办理封识工作办法》(1953年)、《转口及易地输出商品检验办法》(1953年)、《商品检验局签发证单办法》(1954年)、《输出商品包装检验工作暂行规定》(1955年)、《商品检验局公证鉴定实施细则》(1954年)、《输出输入商品重量鉴定工作暂行规定》(1954年)、《船舱检验申请问题处理办法》(1954年)、《输入商品残损鉴定及品质鉴定工作暂行规定》(1954年)、《商品检验局进出口商品吨位衡量工作规定》(1954年)、《输出输入商品法定检验实施细则》(1955年),等等。

 

3月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未注册商标暂行管理办法》,要求凡未注册的商标,都应在当地登记备案,但核准登记备案后,并不享有专利权。

 

4月8日 外贸部发出《进出口公司试行商品流转责任分工制度的指示》。(外贸)

 

4月22日 中国政府同缅甸政府贸易协定在缅甸首都仰光签订。(外贸)

 

4月29日 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3年12月31日-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了谈判,双方基于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了协议,并于1954年4月29日签订了本协定。这是第一次明确规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际文件。协定经双方批准后于1954年6月3日生效。(外贸)

 

4月-7月 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法国许多重要厂商专程到日内瓦同中国代表团进行联系。对法国工商界的行动,中国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亲自接见了法国工商界人士,给以支持和鼓励。1955年3月,中国进出口公司技术参观团首次应邀访问了法国。

 

5月6日 中央政府通过《关于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内设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决定》。根据《决定》,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解决对外贸易契约及交易中可能发生的争议,特别是外国商号、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与中国商号、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间的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向法院或其他机关提出变更的要求。而且当事人应当依照裁决所规定的期限自动执行。如逾期不执行,人民法院可依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法执行。《决定》是中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第一个法规。它遵循了国际上通行的一般原则。为对外贸易合同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一条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便利途径,从而也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法律)

 

6月1日 经周恩来总理提议,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并于同年9月载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的平等互利原则,在经济上反映了国际正常开展商品交换和经济技术交流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建立和发展对外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贯坚持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开展对外贸易往来。中国对外贸易部门把平等互利原则具体贯彻在对外贸易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在贸易交往中一律平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应体现在对等的原则;进出口商品根据双方供应可能,互相适应对方需要,尊重对方的民族爱好和风俗习惯;按国际市场价格水平公平合理作价,以求互利;严格履行贸易协议和合同,重合同,守信用。平等互利原则的坚决贯彻,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新风格。(经济合作)

 

7月1日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召开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由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大会选出了总社全国委员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程子华为理事会主任,曾山为监事会主任。原属合作社联合总社的消费合作社移交给国营商业,信用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另建组织系统。国营商业在农村的采购机构(除粮食机构和农产品接运机构外)同时移交给供销合作社领导。(内贸)

 

7月1日 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对外贸易专业合并,并吸收中央财经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部分教师,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主要任务是培训政治上坚定可靠,具有较高思想理论水平,了解对外贸易各种基本政策与业务知识,并初步运用一门外国语言,能够派遣出国工作的专门人才。(外贸)

 

7月13日 陈云副总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进私营商业的指示》,提出“中央商业部应该成为全国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统一领导机关,负责制定商业各部门和各地区商品流转的主要计划,掌握公私经营比重,确定商品价格方案”。“城乡市场根据国、合分工负责的原则,划分经营范围。即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市场归国营商业负责;集镇和农村的市场归合作社商业负责;一般县城及大的集镇,由各省委根据不同条件,划归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单独负责,或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双方共同负责”。 决定还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对私营批发商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情况,有计划地代替和安排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把改造和安排结合起来,引导他们转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内贸)

 

9月1日 国家实行了棉布的统购统销。实行了凭“布票”(又称棉布购买票、购布证、购布券)限量供应棉布。这是国家发行的工业消费品第一种票证。之后由于供应短缺,票证越来越多。不仅发行粮票、布票,还有肉票、油票、糖票、烟票等各种票证。(内贸)

 

9月2日 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综合)

 

9月27日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开幕。(外贸)

 

10月 对外贸易部召开全国商检局长会议,提出商检工作基本方针,即根据国家对外贸易发展需要和实际可能,逐步制定和掌握商检标准。(外贸)

 

10月12日 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共签署了10项文件。10项文件中有:《中苏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十五项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一百四十一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转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公报》、《关于修建集宁—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公报规定:1950年至1951年中苏合办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省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大连修理和建造轮船公司、组织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的公司,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报规定:中苏政府将无代价地相互供应技术资料、交换有关情报,并互派专家进行技术援助和介绍两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经济合作)

 

10月14日 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贸易协定在新德里签订。两国政府还签订了中印两国政府间关于过境问题换文和关于日后商谈有关检查、验货、航运、保险及商人来往等问题的换文。(外贸)

 

10月22日 对外贸易部召开关于扩大对港澳出口的工作会议,确定了对港澳地区的贸易。周恩来总理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我对港出口必须保持优势”,“要加强对港澳地区的供应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内地经过多年努力,在生产、收购、运输、出口等方面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供应体系和管理制度。中国政府对港澳地区采取了长期稳定供应的政策和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内地对港澳地区的出口自50年代初开始就不断增长。(外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