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大事记1953年

 

1月1日 国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党和国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其主要内容:在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计划管理体制,以“统一计划,分级管理”为原则,对国民经济实行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相结合的计划制度。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即由国家下达指令计划,主要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供应,产品由物资、商品部门收购或调拨。对农业、手工业、私营企业,主要实行间接计划,即国家通过经济措施、合同、政策等手段,将它们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所需生产资料通过市场供应。对个体农业在农业合作化前实行结算性计划,对粮、面、油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征购、派购任务下达指令性计划。

 

商业管理体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商业部、总公司和省商业厅都有一定的商品分配权。对一、二类商品实行计划分配,三类商品通过供应会议等形式自由成交。

 

外贸体制:实行集中管理的政策,进出口业务统一由各专业外贸公司经营,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对外成交。

 

物资体制:重要的生产资料实行中央统一分配制度,按照重要程度又分国家统一分配物资,如钢铁、木材、水泥、煤炭、汽车等;各中央主管部门分配的物资即部管物资。1953年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27种,后逐渐增至1957年的523种。

 

物价管理体制:以“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为原则,1953年到1956年间,农产品收购价和市场价归商业部统一管理,具体包括地区差价、进销价、批差价、季节差价等作价原则和办法。1954年以后,主要商品价格归商业部管理,次要商品价格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国家将生产资料从流通中分离出来,以“物资”的名义实行严格的统配部管,农副产品以统购派购为主,消费品则实行调拨分配,大多凭证凭票限定供应,市场处于全面紧张状态,市场进入一个全面短缺的时期。(综合)

 

1月1日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出版《工商行政通报》。(内贸)

 

1月14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1次会议通过批准《关于海关与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实行合并的决定》。根据决定海关总署划归对外贸易
部领导。(外贸)

 

3月1日 对外贸易部对原有公司按商品经营分工进行了调整,成立了按商品分工的14家专业贸易公司以及海运和陆运两家外贸运输公司。它们分别是中国机械进口公司、中国五金电工进口公司、中国矿产公司、中国技术进口公司、中国化工杂品进口公司、中国进出口公司、中国杂品出口公司、中国畜产公司、中国茶叶出口公司、中国烟麻出口公司、中国食品出口公司、中国粮谷出口公司、中国油脂出口公司、中国陆运公司和中国海运公司。(外贸)

 

3月25日 全国国营对外贸易统计制度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国家对外贸易机构统计制度》。(外贸)

 

4月27日至5月9日 对外贸易部全国特派员会议在北京召开。(外贸)

 

4月27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内举办。邓小平副总理为展览会剪彩。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接待的第一个来华国际展览会。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的封锁和禁运,获得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要素和资源,争取更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急需开辟通往国际市场的路径,举办展览是重要渠道之一。(外贸)

 

5月15日 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和议定书,签订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其中包括一项苏联无偿向中国提供技术文件的独立条款。根据这项条款,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国内相关领域里的最新技术。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1953—1959年内,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企业。(经济合作)

 

6月 中共统战部在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总结了三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经验,并提出公私合营的改造私有制的方式。(内贸)

 

6月5日 中国政府和波兰政府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外贸)

 

6月5日 中国进出口公司和法国工商业贸易代表团关于易货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外贸)

 

1953年夏季以后 国家开始逐步着手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首先改造批发商业,然后改造零售业。国家运用多种措施限制私营批发商的经营活动,并实行替代私营批发商的政策。(内贸)

 

7月1日 为了打破封锁禁运,开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业务,中国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作为开展对西欧国家开展贸易业务活动的一个窗口。新中国成立后,在1956年以前,中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贸易主要通过香港和英国间接地进行。当时联邦德国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阻碍了双边贸易的发展。1953年7月,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在东柏林成立后,同联邦德国的德意志经济东方委员会、东亚协会及工商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增进了相互了解。同时,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还组团访问了联邦德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贸公司代表团首次访问联邦德国。(外贸)

 

7月6日 伦敦出口公司董事长杰克•佩里率领先遣团访华,在北京同中国进出口总公司签订了两国间的第一个贸易协议,也是西方国家商界与新中国签订的第一个贸易协定。也宣告48家集团(推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民间机构)正式成立。(外贸)

 

7月11日 中国工农业展览会在莫斯科开幕。(外贸)

 

7月29日 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一部分经济界人士和劳动团体等要求重新恢复中日贸易的呼声日益高涨”,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策动国会于1953年7月29日在众议院和7月30日在参议院先后通过了日中贸易促进决议案。中国贸促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邀请自民党议员池田政之辅等访华,商谈签订贸易协定事宜。(外贸)

 

8月6日 中财委发出《关于市场管理的意见的指示》。《指示》规定:“在各级市场上,对消费者、农民小量的、非投机性的粮食交易不得限制。对代客买卖的粮行,应根据情况,给以一定的手续费,争取他们为国营粮食部门服务”。(内贸)

 

8月20日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开幕。(外贸)

 

9月26日 波兰经济展览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副总理为展览会剪彩。(外贸)

 

10月16日 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提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把粮食供应放在长期稳固的基础之上,除了努力促进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化和技术改良,借以增产粮食,把粮食生产发展的速度,逐步提高到足以保证国民经济向前发展的水平外,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如下的措施:(一)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二)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亦即是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的政策;(三)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四)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之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上述四项政策,除少数偏僻地区和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必须全国各地同时实行。上述四项政策,是互相关联的,统一不可的。只实行计划收购,不实行计划供应,就不能控制市场的销量;只实行计划供应,不实行计划收购,就无法取得足够的商品粮食”。(内贸)

 

10月16日 中共中央指示对外贸易部:“密切内外销结合,扩大内外交流,保证供应工业建设的需要;”“凡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商品(如粮食、大豆、植物油等),保证国内供应是需要的,但不能只强调这一方面,还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应出口。凡对国计民生关系较小的商品,应积极组织出口;有些商品(如肉类、花生)更可适当节减国内消费,以满足出口需要。”(外贸)

 

10月29日 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在北京签订。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零二个月的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协定除了对商检和仲裁条款作了规定外,对个别商品分类及出口比例进行了调整。协议金额与第一次相同,仍为各方出口3000万英镑。在执行计划期间,也因受到美国和日本政府的禁运限制,14个月仅完成计划的38.8%。(外贸)

 

11月15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国家对棉花和棉布实行了计划收购和供应。所有这些,都是在物资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的过渡性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关系着国计民生的粮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缔了市场投机,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并且初步切断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内贸)

 

11月16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布《进出口许可证制度实施办法》。(外贸)

 

11月23日 中国总理周恩来和朝鲜首相金日成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为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长期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后双边贸易逐步发展。(经济合作)

 

11月30日 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为中印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之后,印尼同中国一度停顿的贸易关系开始恢复, 1954年6月,中国政府贸易代表团访问印尼,两国政府间又签订了年度贸易议定书和支付协定,规定两国以记帐方式每年各出口价值840万美元的商品,使两国间的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外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