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资本主义”尾巴影响了集市贸易发展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看待农村存在私有经济成分,如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是很长一个时期中我党农村政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曾经发生过认识上的反复和政策上的摇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问题。

 

集市贸易和自留地、家庭副业是紧密联系的一起,自留地与家庭副业创造出来的剩余产品,当然需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而集市贸易的存在,又鼓励了自留地与家庭副业的生产。

 

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及以后,毛译东和党中央曾经明确提出允许农村私有经济成分存在和适当的发展。1961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把社员的家庭副业作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六十条”的基本政策,即使“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并未明确提出过取消农村的集市贸易。不过,在实践当中曾出现了反复。一次是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有些地方取消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这样也就间接取消了集市贸易。另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直接取消集市贸易。

 

一、关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取消集市贸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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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中共领导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社员的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随着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兴起,全国范围内刮起了“共产风”,社员交出了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家畜、林木等转为全社公有,集市贸易被取消。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发现后,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作了一些纠正。1959年5月7日到6月11日,中央连续发了三个重要指示,恢复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指出:允许这种小私有,实际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庐山会议以后,由于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社员的自留地,春天分了,秋后又归了公。到1960年冬,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开始重新纠正“左”倾错误。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出:“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该拨出适当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社员的自留地收公有”。而且要“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集市贸易。”

 

二、“文化大革命”中“割资本主义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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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196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国内政治气氛的日益紧张,中共中央相继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主要目的就是进行以反对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强烈的政治运动中,很多地方的个体、私营经济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被破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村的集市贸易。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大搞“穷过渡”。把生产队的多种经营,农民从事的饲养、编织、采集、渔猎等家庭副业统统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强迫(或者强迫自愿)“割掉”。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强迫社员搞“三献一并”,献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在一些地方把小队核算改为大队、公社核算,实行从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和集体向全民过渡,使我国农村的所有制形式越来越趋向单一化,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农业学大寨运动也带来一定不良的后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适应“左”倾路线的需要,大寨及大寨所在的昔阳县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搞“穷过渡”,不断地“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的路”,大搞所有制升级,取消农村私有经济成分。“文革”初期,昔阳就在全县实行了大队核算,后来又在大寨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大寨代表人物还想搞全县的全民所有制。他们不仅把自留地、社员的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还进一步发展到“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限制社队工副业,扼杀多种经营,取消集市贸易,阻止社员互通有无,堵塞城乡经济交流。由于农业学大寨是当时的口号,所以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在农村集市贸易和私营经济问题当中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承认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赞成绝对平均主义,不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私有经济成分的存在,而且主张生产关系应当较长期地稳定。1962年,他曾语重心长地向一位省委书记嘱咐说:“万万不能再搞一平二调,不要把农民养的猪调上来,调一头也要受处分”。“文化大革命”中,不管怎么动乱,不管张春桥等人怎么鼓吹穷过渡,他始终纹丝不动,从全国来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始终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他又对“资产阶级法权”极为忧虑,对收入差别和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极大不安。认为公有化程度愈高,规模愈大,就愈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愈单一就愈能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小生产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应该尽早取消。

 

三、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与取消集市贸易的一些澄清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很大,政策也在不断变化反复,各个地方对上级政策的领会与贯彻力度也不相同,所以关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件事,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各不相同的。所以,不能认为在文革时期一律不存在农村集市贸易和私营经济成分。事实上,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党中央的口径也是主张保留农村集市贸易和农村私营经济的。例如:

 

《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划清副业单干和正当家庭副业的界限,使家庭副业生产健康的开展。”

 

《人民日报》1972年4月10日报道:有些地方政策过左,“把政策许可的传统的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人民日报》1972年5月22日报道:“有一段时间,这个县有些社队取消了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说这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对于这种做法,县委虽然觉得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没有及时去制止,造成一部分社员收入减少,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后来,在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之后,县委“纠正了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做法,使饲养家禽、家畜,以及编织筐席等正当家庭副业得到了适当的发展,从而活跃了市场,增加了社员收入。”

 

《人民日报》1972年6月3日报道:“有一个时期,我们就是把社员家庭养猪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的,以致把党的正确政策也当作‘资本主义’斗掉了。”

 

1972年6月20日报道:“一九七○年春,在狠批资本主义倾向时,他们又把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反,搞什么‘割资本主义尾巴,长社会主义翅膀’,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发展。”

 

因此,即使在文革时期,我国经济运行中也不是一概排斥市场,对家庭副业也没有完全否定,只是比较强调以集体为主体的市场与副业生产。很多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地方也存在相当规模的市场交易活动。

 

(彭波 编撰)

 

参考资料:
  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
  2.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3.国家农委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 1981)(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4.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5.《陈云文选》(1949一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6.黄景芳,李媛:《“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来龙去脉》,《毛泽东思想研究》1992年第2期。
  7.张旭东:《1957~1978年中共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曲折演变》,《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