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破裂对两国经贸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关系逐步破裂。这对中苏两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建国之初,中苏交好。由于中苏两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和经济上的迫切需要,双方本着真诚合作的愿望,经过共同努力,签订了一个贷款协定、三个创办合股公司的协定和一个贸易协定,正式建立了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两国贸易额有了很大增长。从1950年到1957年,中苏贸易额从14亿卢布上升至54亿卢布,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增至50%多。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分歧,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的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等问题上也产生了不愉快。6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出现整体缓和以及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开始上升为外交斗争的最高利益,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双方战略利益方面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最后演变为公开的论战。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参加,遭到拒绝。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时间长达23年。

 

 

8545695111958年12月31日,洛阳轴承厂工人在火车站欢送苏联专家回国。

 

在此期间,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逐步恶化,对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极其消极的影响。苏联原先曾承诺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技术等方面给予中国援助。这一承诺的执行最初还较顺利。但当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要求遭中方拒绝后,苏共中央遂于1959年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决定中断向中共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全部1390名在华的苏联专家。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中方终止派遣专家900名,以及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若干重要设备。苏联专家分布在国内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在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企事业单位的建设项目陷于停滞,造成极大损失。两国间进出口总额呈直线下降趋势,除通常的商品贸易尚能勉强维持外,其它形式的经济合作陆续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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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苏联专家撤走而停产的工厂。

 

1961年,苏联又趁中国遭受自然灾害困难之机,要求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支持中国的军事物资贷款。1950年至1956年,苏联共计向我国提供贷款567600万旧卢布,其中用于抗美援朝的军事贷款占64.4%。苏联不仅对这些贷款“援助”照样计价索还,而且额外索取1~2%的利息。这批贷款中还有12.7%是苏军从旅大撤走时移交的物资折价款,这些物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日本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苏联也一律折价,以贷款的方式转卖给我国。这迫使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节衣缩食还债。1964年,中国还清了欠苏联的最后一笔债务,本息共计达1406亿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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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包头钢铁工人举行“声讨苏修大会”。

 

中苏贸易方面,由于1958年国民经济“大跃进”中“左”的指导思想影响,1959年以后又出现了连续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极大困难,致使1959年对外签订的合同有相当一部分不能履行。再加上中苏交恶,中苏贸易从1959年的20.97亿美元降至1962年的7.01亿美元。到了1966年仅剩3亿美元,1969年降至5400万美元,仅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3%。1968年和1969年,中苏双方甚至连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也没有签订。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在苏联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14.9%降至1966年的1.9%,位次也从第2位降为第14位。这种大起大落的情况,对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巨大损失。

 

(刘建颖、余茜 编撰)

 

参考资料:
1.黄纪莲:《中苏关系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2.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3.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5.田继军:《中国共产党党史纪实-历史的丰碑第二卷》,北京:党史研究出版社,2010年。
6.吴本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