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国家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拒不承认新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又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从1950年的占比40%骤降为1952年的3.9%。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欧洲外交取得节节突破,如1950年与瑞典、丹麦、瑞士、芬兰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与英国、挪威和荷兰建立外交和半外交关系,为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拓展与西欧国家的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积极开展与日本的民间和半官方贸易。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在中国贸易中的占比基本维持在10%-20%左右,60年代随着中苏贸易急剧萎缩,中国的贸易重心开始转向日本和西欧国家,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占比快速攀升,至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国家贸易已经超过50%,占据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

 

一、中国与美国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遵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方针,曾继续保持同美国的贸易往来。1950年两国间的贸易额为2.38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1.43亿美元,出口9500万美元。但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起,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在政治上拒不承认新中国,并支持国民党政权继续盘踞台湾,1950年又把朝鲜战争的战火扩大到中国鸭绿江边。同时,胁迫许多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

 

1950年3月,美国商务部宜布“战略物资”运往美洲以外国家,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在美国的操纵下,巴黎统筹委员会决定其对苏联、东欧各国全面禁运的货单完全适用于中国。9月间,美国政府宣布把香港、澳门列入“战略物资特种许可证”范围,以防止“战略物资”经港、澳转口到中国。同年12月美国政府又分别宣布,美国生产或转运的物资运往中国及香港、澳门地区,均须领取“特种许可证”;管制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美国船只和飞机,停止运输或装卸以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香港、澳门地区为目的地的“战略物资”;美国船只不得停靠中国港口;任何外国船只运货去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经过或进入美国港口均需检查,如无“特种许可证”,需将物资“就地截留”。此后,美国又宣布冻结中国和朝鲜的两国政府和人民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财产;寄往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地区的邮包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1951年5月,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非法通过了对中国、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同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加强对中国贸易管制措施,纠集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封锁和禁运”,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从此,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全陷于停顿。

 

面对美国策动的“封锁和禁运”,中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人民一方面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同时,本着对“愿意和我们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予歧视”的原则,对那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西方国家积极开展正常贸易往来。由于中国执行了正确的对外贸易政策,坚持反封锁、反禁运的斗争,许多国家厂商冲破了封锁、禁运和航运管制等人为障碍,陆续同中国建立了贸易和航运关系。

 

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和中国的日益强大,迫使美国政府逐步改变其对华政策。1969年7月至1972年2月期间,美国政府先后就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采取了七次行动,向中国发出了缓和关系的信号。1971年4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很多美国商人认为此举对开展中美贸易的意义重大,纷纷申请访华,积极了解有关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1971年6月10日,尼克松总统亲自宜布开放对中国贸易的公告,公布了涉及农业、渔业、林业和工业产品等140余项、数千个品种的许可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清单,包括用于工商业的一般电器、某些电子和通信装备、电动机装备等,允许美国商人进口中国一切产品。这次行动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起较大反响。1971年7月9日,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中美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达成协议。中美会谈公告于7月16日发表后,美国商人在中美贸易问题上的试探活动日趋频繁,大批美商申请参加1971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和标准石油公司等企业多次同澳门中华总商会进行接触,表示愿意同中国开展贸易。美国金融界也加紧同中国联系。1972年2月14日,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美国政府宜布进一步放宽对华出口商品清单,新增商品包括机车、建筑设备、工业化工产品、内燃机和碾压机等;中国享受美国对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出口的同等待遇;在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内,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战略物资时,只要得到所在国的许可证即可出口,无须再向美国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在海外的美国控制的公司对华出口外国技术也无须先获得美国财政部的许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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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图为尼克松总统与周总理握手。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了举世瞩目的《上海联合公报》,打破了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公报强调,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至此,中美经贸关系长期中断的历史结束,中美两国间的直接贸易往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获得恢复和发展。

 

1972年春,中国首次邀请了42名美国商人参加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对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中国的了解,加强中美人民的友谊,起到积极作用。1973年5月,中美两国政府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了联络处,并派驻了主管贸易的商务官员。1973年3月,美国一些大银行和公司在美国政府的赞助下,决定建立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以促进美中贸易关系的发展。同年5月,该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被选定为美方促进与便利美中贸易的机构。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主动通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同当时作为中国对美国贸易窗口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取得了联系,要求进行互访,商谈工作。11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组成的10人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就组织两国代表团互访、互办展览等有关拓展两国贸易的问题,同中方进行了广泛讨论。李先念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1975年9月,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率团对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进行了回访,双方重点讨论了互办展览和中美贸易人员往来问题。访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美国工商、金融界一些重要人士进行了接触,并同福特总统、商务部部长莫顿等美国政府领导人会见。

 

1972年,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开始恢复时,双边贸易额仅为1288万美元。其中中国进口331万美元,出口957万美元。到197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增长为9.9亿美元,相当于1972年的76.7倍,其中中国进口7.2亿美元,出口2.7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粮食、纺织品原料、化工品、机械及技术产品,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土畜产品、工艺品、五金产品等。

 

二、中国与西欧国家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很少。这个时期影响双方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西欧相当多的国家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因此,打破“封锁、禁运”,从西欧进口中国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要的部分物资,成为当时中国对西欧贸易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0年,瑞典、丹麦、瑞士和芬兰先后同中国建交。1952年,中国同芬兰签订了两国政府间贸易协定。随后,英国、挪威和荷兰于1954年相继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和半外交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官方和民间贸易往来的发展,对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和拓展同西欧各国的贸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中国还同一些尚未建交的西欧国家保持着民间的贸易关系,并努力开拓同这些国家的官方贸易往来。同时,在西欧国家的工商界,有一批友好开明人士也积极推动西欧同中国的贸易。195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一些西欧国家商会组织和企业签订了协议,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为了打破“封锁、禁运”,开拓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业务,中国于1953年7月在东柏林设立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处”,作为开展对西欧贸易业务活动的一个“窗口”,同西欧工商界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建立了密切联系。同年,一些西欧国家工商界相继组织代表团访华。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西欧一些国家政府、经济组织和企业界代表,就开展中国同西欧国家双边贸易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1954-1956年间,中国还在驻芬兰、挪威、瑞典、丹麦、英国、瑞士等国的使馆或代办处内设立商务处,加强了对西欧的贸易工作。同时,中国各进出口公司积极致力于对西欧市场的开拓。到50年代后期,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贸易人员往来逐渐活跃,许多国家的工商界陆续组织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洽谈业务。英国工商界组成48家集团,开展中英贸易等。随着贸易往来的日益扩大,中国同西欧国家增进相互了解,一些西欧国家舆论开始呼吁,要求同中国互设贸易办事处,并探讨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同西欧国家的贸易增长速度较快。1950年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总额为1.6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2%。其中中国出口8395万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5.2%;进口7709万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3.2%。 1959年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6.51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3倍,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9%,其中中国出口2.01亿美元,比1950年增长139.6%,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9%;进口4.5亿美元,增长438.2%,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1.2%。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重点开始转向西欧和其他西方国家。西欧一些大国如法国、意大利要求同中国开展友好往来和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愈来愈高。1964年中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仅带动了中法贸易关系的发展,而且掀起西欧国家同中国发展贸易的热潮。同年,中国分别与意大利、奥地利达成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议,对促进中国同西欧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尽管这种发展势头后来受到“文革”动乱的干扰,但是,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60年代仍获得较大发展,对西欧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有较大增加。

 

1969年中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总额达到11.26亿美元,比1959年增长72.9%,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7.9%。其中中国出口4.31亿美元,比1959年增长114.2%,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9.6%;进口6.95亿美元,增长54.5%,占中国进口总额的38%。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对西欧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中国开始从西欧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把工作重点转到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西欧许多国家的经济处于“滞胀”的困境,中国同西欧国家都有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形成了双方在加强政治关系的同时又迅速扩大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局面。1970-1979年间,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联邦德国、卢森堡、圣马力诺、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同英国、荷兰的外交关系也从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在此形势下,西欧各国同中国官方和民间贸易往来迅速增加,普遍出现了“中国热”。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希腊、联邦德国、瑞士、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国签订了政府间贸易协定,同荷兰、比利时一卢森堡联盟签订了成立双边的贸易混合委员会的协议。此外,中国还同瑞典签订了工业科技合作协定,同芬兰签订了经济、工业和科技合作协定。

 

1975年5月,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推动了中国与欧共体各成员国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4月,中国与欧共体签订了贸易协定,中国此前与欧共体成员国分别签订的所有双边贸易协定随即失效。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又相继同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联邦德国和比利时一卢森堡联盟签订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协定。中国同欧共体关系的发展成为中国同西欧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新动力,推动了中国与西欧贸易的迅速发展。

 

三、中国与日本经贸关系的正常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不懈努力。中日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从民间贸易开始,经过“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至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获得全面发展。中日两国间的贸易额,1949年仅为700万美元,建交前的1971年为8.73亿美元,1978年达48.24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17.19亿美元,进口31.05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发生过多次反复,经历了由民间贸易、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到全面发展三个不同历史时期,走过了一段曲折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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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6日,文汇报副页刊登了关于“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签订”的新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吉田茂政府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并冻结中国在日本的贸易资金,使中日贸易陷于中断。在此期间,中日贸易的焦点是:冲破“封锁、禁运”,发展中日民间贸易,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此,经中日双方共同努力,自1952年6月至1958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贸促会)同日本有关贸易促进团体先后共签订了四次中日贸易协议或协定,两国贸易公司还签订了长期钢铁易货协议。中日贸易协定自1952年起步到1958年中断,历时7年,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但是,在当时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中日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执行是难能可贵的,对打破“封锁、禁运”,发展中日友好和中日贸易事业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期间,中日贸易关系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就是周恩来总理发表中日政治和贸易三原则。

 

1958年以“长崎国旗事件”为导火线,中日关系大倒退,中日贸易陷入中断。1960年6月岸信介下台,池田勇人内阁成立,中日关系出现转机。根据当时形势,周恩来总理于8月27日发表了中日政治和贸易三原则,恢复了对日贸易。中日贸易三原则主要内容是:1.政府协定:由于日本政府不保证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执行,因此要由双方政府签订贸易协定;2.民间合作:中国有关贸易公司同由日本有关团体和个人向中国推荐的“日本友好商社”之间,即可签订个别民间合同,也可签订长期合同;3.个别照顾:按照贸易中断时的做法,对陷入困境的日本中小企业继续予以关照。此后,中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逐步得以发展。这一时期发展中日贸易关系的主题是:坚持中日政治、贸易关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通过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两种方式,渐进积累,促进中日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的正常化。至此,中日贸易关系由民间转入半官半民阶段。双方通过“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这两个渠道加强了贸易往来。到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的1971年,中日贸易总额达8.76亿美元。

 

友好贸易。中日贸易三原则发表后,日本经济界许多厂商纷纷申请加入“友好商社”行列,要求同中国进行贸易。1960年10月,中国贸易公司同日本友好社团和友好人士推荐的友好商社开始在北京洽谈交易。1961年春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始邀请日本友好商社参加。1962年12月,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同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系本部负责人铃木一雄、宿谷荣一、木村一三等在北京签订了发展双边友好贸易议定书,为“友好商社”、“友好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友好商社从当时仅有的几家发展到1972年的276家,“友好贸易”总额从1961年的3600余万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7.9亿美元。进行“友好贸易“的主要场所是在广州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参会的日本友好商社和人数从1961年4月春季交易会的38家、40人,分别增加到1971年4月春季交易会的1365家、2272人。此外,根据友好贸易议定书,中日双方贸促团体自1963年至中日两国建交曾多次互办展览会。

 

备忘录贸易。1958年5月中日贸易中断后,为谋求恢复中日贸易关系的途径,日本自由民主党有识之士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应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邀请于1959年、1962年、1964年相继到中国访间。1962年10月,松村谦三访问中国期间,双方确认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日长期的、综合的、大宗的、易货的、包括延期付款的备忘录贸易的愿望。11月9日,廖承志 和日本前通商大臣高崎达之助分别代表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备忘录”规定1963-1967年为第一个五年协议,平均年成交额为3600万英镑。“备忘录”在形式上虽然是民间协定,但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实际上都是各自政府的代表,“备忘录贸易”实质上是中日贸易三原则下提到的第一种政府协定下的贸易。为了执行备忘录贸易协议,双方于1964年就互设贸易联络办事处和互换记者达成协议,并于1964年7月和1965年1月分别在各自首都互设了半官方性质的“廖承志办事处”和“高崎办事处”(1968年以后改称“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备忘录贸易”第一个五年协议执行比较顺利。1963年日本政府批准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成功向中国出口了维尼纶成套设备,1964年双方贸易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化肥长期合同,1966年“备忘录贸易”总额超过2亿美元。但1964年11月成立的日本佐藤内阁推行敌视中国、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政策。1965年1月佐藤荣拒不批准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和日立造船株式会社等使用政府资金向中国出口第二套维尼纶设备和货轮,此后至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未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由于佐藤政府破坏中日贸易,1968年以后,中日不再续签五年长期协议,仅在每年商定一次贸易协议事项。

 

“友好贸易”与“备忘录贸易”在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并驾齐驱,为推动中日政治、经济贸易关系向正常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日本经济界上层出现了一股“中国热”。日本财界要人及垄断资本集团的主要厂商首脑接踵组团访华。日本主要厂商、各大银行及航运界都纷纷表示要遵循“四项条件”同中国建立业务关系。1972年8月,中国银行同东京银行就人民币和日元直接结汇问题达成协议。“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在中日贸易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印而宣告结束。中国本着“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的精神,在持续发展与原有友好商社的贸易业务关系的同时,又与许多日本企业广泛建立了贸易联系,为中日贸易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_140104180655_1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国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同来华访问的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宜告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根据“联合声明”精神,中日两国政府间先后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商标保护、租税、科技、投资保护等一系列协定,为中日经济贸易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日政府贸易协定是在1974年1月5日签订的。协定明确规定要尊重已有民间贸易所积累的成果,平等互利,在关税上互相给予最惠国待遇,并确认了1972年8月两国银行签署的人民币日元结算业务协议和中日双方定期召开贸易混合委员会等事项。这一时期的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互相信赖”的原则基础上,总的发展情况是好的,正常的,贸易额大幅增加,双边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方式日趋多样化,互相投资。“三来一补”等经济技术资金合作成为中日经贸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中日贸易发展顺利,贸易额逐年大幅增长,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72年中日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10.39亿美元,到1978年达到48.2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29.2%。中国对日本出口商品增加2000多个品种,其中工矿产品所占比例增大。中日两国贸易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进出口贸易不平衡。自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至改革开放前,全部是中方逆差,累计逆差额高达50.44亿美元,其中1978年为13.86亿美元。

 

(刘建颖 编撰)

 

参考资料:
1.石广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