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

 

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Asian-African Conference),是部分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于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加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进一步扩大。

 

1131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一、万隆会议及其成果

 

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一些大国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这也是新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的首次重要亮相。

 

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多项内容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被称之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包括了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被认为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

 

二、万隆会议后中国的对外援助

 

万隆会议为进一步开展中国和亚非各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从1955年会议闭幕到1963年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了20个(其中除了古巴外都是亚非国家)。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得到加强。

 

首先是援助范围的扩大,中国除了继续帮助越南和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外,还向亚洲的一些国家、 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以及远在拉丁美洲的古巴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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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1956年6月21日,中柬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和建设成套项目议定书,根据议定书,中国将帮助柬埔寨建设纺织厂、水泥厂等成套项目,这是中国同亚非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经援协定。1956年10月7日,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与尼泊尔驻华大使拉纳签订了两国政府经济援助协定,规定在协定生效3年内,中国无偿援助尼泊尔6000万印度卢比。1955年巴基斯坦遭受自然灾害,粮荒严重,中国政府低价供给巴方大米6万吨,无偿赠送4000吨。1957年9月19日,中国政府同锡兰政府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1956 年8月29日,中国与蒙古签订了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协议规定:中国在1956年至1959年内向蒙古提供1.6 亿卢布(旧币)的无偿援款,帮助蒙古建设工业、农业、交通、文化设施等13个项目(后来实际建成14个项目)。1952年匈牙利发生灾荒,中方迅速向其提供了5万吨粮食的援助。1957年5月,中匈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国向匈牙利提供现汇贷款的协定。为支援古巴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1960 年 11 月中古两国政府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中国承诺从1961年到1965年给予古巴2.4亿卢布(折合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1961年,中国还决定以优惠价格购买古巴商品,包括食糖100万吨,以缓解由于美国停购古巴食糖给古巴造成的经济困难。

 

其次向亚非新独立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亚非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过去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经济十分落后。独立以后,都面临着发展经济,通过实现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艰巨任务。中国和这些国家有着相同的命运,尽管当时中国自己也面临着许多经济困难,但仍然尽可能地向这些国家提供了一些援助,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957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访问亚欧11国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这一时期中国向亚洲的柬埔寨、尼泊尔、也门、缅甸、巴基斯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老挝、叙利亚等国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还同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等国政府签订协定,向他们提供军事和经济技术援助。这标志着中国同这些新独立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加强。

 

第三是援外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参考苏联向中国提供成套设备项目的做法,实行的是总交货人部制。1958 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批准并转发陈毅和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 :“为了确保援外项目的工程质量和按期完成,拟采取总交货人制度。国家计委按援外项目的专业性质,指定中央有关部门担任总交货人。总交货人应该根据承担的项目,负责选调人员,搜集资料,勘察厂址,编制和审定设计任务书,编制援外预算,供应设备和材料,进行设备安装、调整和试运转等工作,并且负责培训受援国家的生产技术人员。但是,鉴于体制改变后中央各部部分权力下放的实际情况,中央总交货人部可以根据地方的工业特点和生产能力,委托某一个省、市、自治区负责完成援外项目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任务。总交货人部和有关地区必须加强协作,共同保证任务的完成。”1961年以后,由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后来的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负责协调各总交货人部和协作交货人部的工作。

 

三、万隆会议后中国对外经济的新发展

 

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对外关系进一步改善,与一些国家的经贸往来增多。1955年下半年,中泰建立接触渠道,达成了交往协议。1955年12月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并表示中国可以和泰国贸易,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和做生意。这期间,中泰两国还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1956年1月到2月,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公开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分别接见他们,进一步阐明了和平友好、发展经贸关系的立场。此外,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取得进展。1956年6月4日马来西亚宣布取消不准向中国输出橡胶的禁令。1956年8月新加坡工商贸易考察团访华,并与叶季壮部长及中国相关公司会谈,达成320万英镑的贸易协定。另外,中日民间贸易继续增长。1956年5月,日本政府还同意与中国互派民间贸易代表。万隆会议后,我国对外经济关系获得了新的发展。

 

(彭波  编撰)

 

参考资料:
1.张郁慧:《“一边倒”的外交智慧与中国对外援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 年第3期。
2.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