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沈觉人谈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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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觉人访谈录

 

一、关于中国外贸改革与发展

 

马林静: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1988年,中国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外贸进出口规模从206亿美元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请问,您认为中国外贸在改革开放前十年飞速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沈觉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出口贸易快速发展,有多种因素。1978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206.38亿美元,1988年增长为1027.90亿美元,增长速度很快。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决定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使国家经济能持续、稳定发展,物资逐步丰富,出口货源充足,发展进出口贸易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次,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外贸体制改革,调动了各类企业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力开展对外经营,开拓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蓬勃发展。第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基数较小,因此发展就相对较快。第四,当时的国际贸易环境比较稳定,有利于我国发展对外贸易。

 

马林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视外贸发展?实施了哪些重要的改革举措?

 

沈觉人:对外贸易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域,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是必然的举措,不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就比较空洞。所以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发展对外贸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方向性的探索。

 

我国外贸体制也开始探索改革方向。

 

其后的几年,国家决定外贸体制实行以下重大改革:

 

(一),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外贸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自主经营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先办深圳、珠海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办厦门、汕头特区。

 

(二),1980年5月6日,中央、国务院决定,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成立深圳、厦门、珠海和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自主经营对外贸易;

 

(三),80年代初,有关的部门和地方先后成立了各自的进出口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如机械工业部成立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上海、青岛成立纺织品联合公司(称为上纺联、青纺联),还成立了上海玩具公司,经营各自的产品;

 

(四),1984年5月起,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沿海14个城市,作为第一批,实行发展外向型经济,自主经营外贸。

 

(五),1990年起,各省市原有的外贸专业分公司一律与总公司脱钩,成为地方的外贸企业;

 

(六),外贸专业总公司也开始走集团化改革发展道路。1990年3月1日,中化集团率先成立。

 

但是这时的外贸体制改革,还未有通盘筹划,仍处在探索阶段,主要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利益分配和权力分配,因而有些矛盾和问题未能解决好,如企业有了经营权后,责权利如何统一;经营权下放后,管理如何加强,放管如何结合;企业如何重视经济效益,不吃大锅饭;外贸体制改革与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如何配套进行等。

 

马林静:外力推动也是我国实行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1986年中国递交复关申请后,我国外贸体制是如何按照国际规则进行相应调整变革的?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点是什么?阻力有哪些?

 

沈觉人:我国的体制改革,有自己的动力和规律。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基本国策。外贸体制改革是国家整个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整体改革,不能说因为申请复关才有外贸改革。这是一个误解。这种误解在国际上也有过,如在日内瓦,我们都予以澄清。我国提出改革开放比之申请复关要早好几年,而且我国在复关和申请参加世贸组织的过程中,改革开放一直没有停步,当然也包括外贸体制的改革。

 

外贸部坚决贯彻中央的改革开放决定,并积极探索外贸改革的方向和步骤。

 

但复关也增加了外在的改革要求。

 

这个时期基本上是我国实行改革的探索期。外贸体制改革的难点是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对权力和利益的分配。

 

改革的阻力,大体有几方面,一是由于对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理解不深,有一些误解;二是对改革必然要触动的一些老体制、老办法,还不太习惯、不太适应;三是改革涉及分权、放权,容易引起阻力。这些在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有反应,外贸部领导根据中央精神,很好处理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对体制改革抵触较大的单位,贾石副部长亲自去做教育说服工作,我曾陪同贾部长到有关单位,深知体制改革的不易。

 

马林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您如何评价这四十年来中国外贸发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沈觉人: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外贸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历来有很高的评价,把对外贸易视为国家重要的经济和对外工作部门。

 

对外贸易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大体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1,对外贸易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部门,外贸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一,代表国家对外进行经贸谈判,并组织实施,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互利共赢。

 

2,对外贸易起了调节生产和市场供需的作用,包括对国内扶助工农业生产,对产能过剩的产品协助消散;重视开拓国际市场;对国内市场紧缺的产品,用进口来调节;对国家需要发展的行业,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协助加快发展。

 

3,配合我国外交政策,为开拓外交事业服务。我国在对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由对外贸易作先导,这种例子不少,如与古巴、巴西、意大利、日本、乌拉圭等国建交之前,大都以发展贸易为先导。

 

4,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国内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创新。

 

5,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在经济上、规则上、观念上与国际接轨,更好树立国际意识,全球意识,互利共赢意识。

 

还有其他的贡献,还可进一步探讨。

 

但外贸事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在社会舆论方面,往往被低估,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第二部分 改革开放前30年的外贸状况及国有外资企业

 

马林静:您从1953年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是新中国外贸发展的见证者,能否简单谈谈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内中国外贸发展情况?

 

沈觉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前的30年,政治因素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很大,凡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就发展较好;凡是政治动荡,经济停滞后退,我国对外贸易也就停滞或下降,包括大跃进、经济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都使我国对外贸易在艰难中前行。

 

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期间,由于经济稳定发展,对外贸易也是稳定中有发展。1953年的进出口额是23.68亿美元,到1957年发展到31.03亿美元,增长31%。

 

但是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问题,蔓延到对外贸易领域,使对外贸易在1958年-1962年间出现严重的萎缩。进出口贸易额从1958年的38.71亿美元,下降到1962年的26.63亿美元,降幅达31%。后来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才得到回升。1965年的贸易额为42.45,略高于1958年。可见8年波动之大。

 

“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国对外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大肆攻击对外贸易,污蔑对外贸易部是“卖国部”,是“崇洋媚外”、“外汇挂帅”,使外贸工作处境十分困难。在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等的支持下,才得以艰难维持。1966年的进出口额是46.14亿美元,1970年是45.86亿美元,五年徘徊、倒退。

 

1972年开始治理整顿,批判极左思潮,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关系有了开展,对外贸易也开始有了起色,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再次引进一批大型成套设备,至1975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47.51亿美元,较1971年的贸易额增加两倍。1978年的进出口额就达到206.38亿美元。虽然今天看来,这个金额并不大,但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新高度!

 

从以上简要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走过的道路是多么不平坦,对外贸易的发展,来之不易。

 

马林静:您能否谈谈国有外贸企业在我国外贸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其改革的历程?

 

沈觉人:我国国有外贸企业历来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力军,它在外贸发展中的地位,简要说,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外贸公司是实现国家外贸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家每年的对外贸易任务,即进出口贸易任务,主要由他们完成,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有强烈的责任心,克服困难,坚决完成国家给予的任务。

 

2,政治责任心强,努力配合国家的外交活动,开展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贡献。

 

3,在经济上,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能在业务中精打细算,为国家增加收益,有的领导还批评过外贸公司的帐算得太精了,怕影响做生意。

 

4,对外业务的开拓创新方面,外贸公司能走在前面,开拓新市场,开发新产品,重视市场占有率,重视与国外客户建立长远合作关系。

 

5,国有外贸公司有一支素质比较高、专业比较齐全的员工队伍,并重视培养人才,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6,国有外贸公司有一定的国际化眼光,能与国际大企业开展合作,建立合资、合作企业,实现互利共赢。

 

随着国家整个外贸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各类进出口公司的涌现,对外贸易经营实体大批增加,原有的国家外贸公司经营的商品纷纷下放,面对新的形势,各外贸总公司在对外经济贸易部的领导下,一直紧跟中央和国家的部署,探索自己的改革发展路子。有的考虑搞“综合商社”,有的研究搞集团化,也有的研究加强与国外企业合作,等等。

 

在对外经济贸易部领导的同意下,1990年3月1日,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化集团)正式成立,这是外贸总公司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张劲夫国务委员到会作了重要讲话,以资鼓励。我代表外经贸部致辞祝贺。

 

后来,又陆续成立和重组了中国五矿集团、中粮集团、中纺集团和通用技术集团。

 

这些改革重组,都取得很好的业绩,各外贸集团在国家外贸工作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 关于复关谈判和入世

 

马林静:在1986年7月10日,我国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方地位,请问在递交申请书之前,中国已经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中国是在什么背景或机遇下递交了复关申请?

 

沈觉人:我国对复关问题,考虑是十分慎重的,因而准备工作也做得很充分。

 

早在1947年关贸总协定成立时,中国就是创始成员国。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席位被台湾窃据,我国与总协定之间没有了联系。

 

到了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根据惯例,关贸总协定按照联合国的决定,驱逐了台湾。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外贸部和外交部研究一下我国同关贸总协定的关系,提出对策。后来两部经过认真研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从长远来讲,我国参加关贸总协定对我政治、经济上都是有利的。但当时的情况是,“文革”还没有结束,经济情况还不稳定,同时我们还是一个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也有不少特殊做法,比如易货贸易、记账贸易等,与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还不具备申请复关的条件,还需要进行改革,并认真研究,多做准备,观察情况,等待时机,再行申请为好。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报告。其后,我们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做好准备。

 

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外经贸部成立,当时有很多新任务,其中之一就是研究复关问题。那时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在积极推进,情况与70年代初完全不同了。这时,由外经贸部牵头,国务院五个部委联合研究并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提出我国申请复关条件已基本具备,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准备,可选择时机提出申请了。国务院很快批准了报告。我们对内、对外都积极开展工作,进一步做准备。

 

为什么我们选择在1986年7月提交复关申请书?这里有一段故事。我们原来认为,在提交申请书时,必须同时提交我国的《贸易制度备忘录》。因为这个《备忘录》涉及我国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编写这个《备忘录》十分复杂,很费时间,要多个部门合作编写,还要经过国务院批准,才能对外递交,因此,什么时候能完成《备忘录》的编写,没有把握,也没有定出一个时间表。我们一直认为,必须要等《备忘录》编写完成,才能与申请书一起对外提出。

 

1986年6月4日,我率团出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日内瓦召开的第33届理事会。当时我的任务,除了参加会议,还要打听我国复关的手续、步骤和其他情况。在走访了多个国家驻关贸总协定的大使后,得到确切消息,复关申请书和《备忘录》不是一定要同时提交的,可以先交申请书,《备忘录》可在半年之内再交。这使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备忘录》与申请书是可以分开交的,申请书可以先交,《备忘录》可以后交。同时,为了参加乌拉圭会议,我们也需要在7、8月间提交复关申请书,以取得参会的资格。

 

我回国后,立即向国务院领导汇报,提出可调整提交申请书的时间,尽早提交对我有利,得到领导的同意。于是决定在1986年7月向关贸总协定递交申请书,并委托钱嘉东大使在日内瓦提交申请书。后来我们按时提交了《备忘录》。

 

马林静:中国递交复关申请书后,对中国审查的重点是哪些问题?

 

沈觉人:在我国递交复关申请书后,成立了中国工作组,有37个国家报名成为成员。这些国家对中国《备忘录》审议时,前后提出了有关问题达2000多个,要求我们答复,称为答疑。

 

在各方提出的2000多个问题中,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差距,是否能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

 

2,中国现在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要有定期审议来保障改革符合总协定的义务,因而将来要有特殊保障条款,以对付不符合总协定的贸易措施,保障缔约方的利益。

 

3,关于中国应增加贸易政策和贸易管理的透明度和统一性问题。

 

4,关于中国要减少和取消出口补贴问题。

 

5,关于中国在非关税措施方面,尤其是补贴、进出口许可、数量限制、海关手续、国内税费、国营贸易等方面,必须符合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否则关税减让谈判没有意义。

 

6,对目前中国关税在调节进出口方面的作用问题的疑问。

 

7,关于承认中国现阶段是否发展中国家问题。

 

这些是主要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马林静:1996年9月,中国参加了乌拉圭部长级会议,请谈谈当时参会的感想和收获。

 

沈觉人:中国代表团7人参加了乌拉圭部长级会议,是各国中最小的代表团。我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引起各方的重视。因为在这样的会议上发言,中国还是第一次。我参会的感想,简单说有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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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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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沈觉人在乌拉圭会议大会上发言

 

一是感到我国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须走向世界,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争取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复关是必要的、正确的。

 

二是我国当时虽然还是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但因为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因而各国都很重视中国的参与,有的国家甚至对中国的发展有些担心。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三是我在关贸总协定的部长级会议上,以发展中国家身份作了正式发言,争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别和更加优惠的待遇,受到了各国的重视,特别受到发展中国家的好评。我们坚持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正确的。

 

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收获,我认为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我在大会的发言,表达了我国对新一轮贸易谈判,即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立场,中国政府支持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赞成新一轮谈判的目标应该是进一步放宽和扩大世界贸易,加强和改进多边贸易体制,更大地发挥关贸总协定的作用。中国希望能充分参与这一轮谈判,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和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在我的发言中还充分说明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与各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愿望。这是一次介绍我国基本政策的发言,使参会国家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国策增加了了解。

 

二,经过努力,并在友好国家的支持下,特别是加拿大的支持,克服各种困难,我国争取到了全面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资格,即全面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这对于后来参加世贸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推动了我国复关的进程。在乌拉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与有关国家积极沟通,商讨我国复关问题,取得进展,特别是中美之间进行的第一次非正式磋商,突破了原来没有直接交往的状况,开启了后来我国同有关各国商讨我国复关的进程。

 

四,广交了朋友,在乌拉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各国代表团广泛接触,我同三十多个国家的贸易部长、经济部长会见,商讨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取得成果,并建立了工作关系,为后来的多双边贸易谈判的开展,打下基础。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还是很有意义。

 

乌拉圭会议举行时,我国与乌拉圭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在乌拉圭我国也没有新闻单位的人员,因此,中国代表团参加这样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在我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几乎没有报道,也没有刊登照片,使几十年后的人们感到不解。但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

 

由于我国对乌拉圭的经济贸易政策的正确,外交工作的积极努力,也由于乌拉圭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在会议结束后约一年半,1988年2月,中乌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为中国和乌拉圭关系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

 

马林静:在复关谈判中有关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质疑,代表团是如何答复的?

 

沈觉人:中国代表团答复各国的提问,不是轻而易举的。一方面,我们没有经验,初次上阵,未免紧张。二是各方要求很高,很严格。所以后来有人称这样的答疑是一场考试。

 

对于各国提出的问题,我们在答复时态度诚恳,实事求是,及时、完整地加以答复,并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在口头答复外,第二天还提供英文的书面答复。有的问题比较复杂,当场没有答复的,在下一次会议上加以答复。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态度,受到各国的好评。

 

中国代表团人数不多,经费有限,住不起日内瓦的酒店,就住在外交部使团的招待所里。大家工作非常紧张,天天晚上要加班到深夜。白天开会回来晚了,我们住的招待所已过了开饭的时间,我们又没有很多经费可以到外面餐馆去吃饭,就买一些面包,大家随便吃后就又工作了。代表团工作条件的艰苦,与现在无法比拟,这种刻苦精神,是很可贵的。

 

由于各国提的问题很多,内容很广泛,涉及到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物价体制、税收制度、海关体制、外汇管理、进出口管理等,很显然,这些问题单靠外经贸部一家是很难解答好的。因此,我们根据问题的内容,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参加代表团,如国家计委、国家物价局、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都曾派人参与过代表团,使我们对问题的答复,更全面、更准确。这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经验。

 

马林静:中国入世惠及本国和世界,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收获,同时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请谈一下对于中国入世代价的看法。

 

沈觉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研,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后,作出的重大决策。中央认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但总体上是利大于弊,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更好的贯彻执行和融入经济全球化。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要更好调查研究,采取适当措施,应对各种问题,争取利大于弊。

 

关于入世的代价,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开放市场,降低关税,减少和逐步取消非关税措施,改革经济体制。总的说,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平衡的,说我们为入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是言过其实。

 

我国入世的实践,完全证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的正确。我们履行了各项义务,享受了应有的权利,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按规则办事,促使我国企业更好发展,更有竞争力,走向世界市场,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这是过去所不曾想象的。

 

马林静:2018年初美国发出声音,称“当年同意中国入世是错误的”,您能否回忆一下当时在复关谈判中美国持的什么态度?您对现在美国发出此言论有什么看法?

 

沈觉人:美国在我国复关谈判中的态度,我认为大体可分为几个阶段。一是积极推动阶段,从1986年乌拉圭会议中美接触开始,到1989年北京发生动乱为止。这一时期,美国经常以牵头人的态度,提出建议和要价,协调和其他缔约方的关系,对我国的复关要求,态度比较积极。二是带头制裁阶段,停止接触。在我国平息北京发生的动乱后,美国带头对我指责,并实行制裁,包括高级官员不见面、不接触,使中美之间的复关谈判全面中止。三是以1993年2月美国派代表团来华,重启中美非正式磋商开始。当时我在香港工作,美国代表团到北京之前,先到香港见我,我同他们作了交谈,批评了美国对我复关采取的错误态度,要他们与我国积极开展磋商。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协定生效,我国重新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已难以抵制,就以提高要价开始同我谈判。直到1999年11月15日双方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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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2月26日,美国关贸代表团到香港拜会时任华润集团董事长沈觉人。左三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纽柯克、左四沈觉人

 

由此可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经过长期的艰苦谈判,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还同其他36个国家达成双边协议,是十分慎重的国际谈判。

 

今天美国人发出噪音,认为当年同意我国入世是错误的说法,是十分可笑的、毫无根据的。我国入世是完全符合世贸组织规定要求和程序,不存在任何错误。

 

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积极参与者、更是贡献者。今天没有中国的参与,世贸组织将失去重要的支柱。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世贸组织本身也需要改革了。

 

习近平同志2017年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和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的讲话,都强调了我国坚决支持和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继续为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作出贡献。

 

商务部处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经济贸易的第一线,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以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马林静:沈部长,您退休以后也一直跟踪热点,关注时事,也写了回忆录,您能否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这退休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

 

沈觉人:我退休20年了,我从香港回来,第二年我就退休了。当时我回来以后,部的领导,还有原来已经离退的老部长们都跟我讲,你还有精力,还可以帮助做一些工作。各位部长也提出不同的要求,譬如吴仪部长提的,石广生部长提的,孙振宇部长提的,龙永图同志提的,都不一样,各方面都有要求。这些要求我归纳了一下,我能做的我要尽量的做,大体上我就是帮助发展中美经济贸易,中国跟欧洲的经济贸易,中国和日本的经济贸易,中国和韩国的经济贸易,这几方面我做的事情比较多一点。现在终究年纪大了,这样的采访,除了你们贸研院等少数单位,其他我都不接受了。陈处长知道的,最近日本人要采访我,讲回忆中日经济贸易的发展,我没接受,每一次采访我也要好好准备,也挺费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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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觉人著《往事如歌》书影,作者以亲身经历,回顾了60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事业一路走来的历程和成就,深感过去的不易,更加珍惜今天的机遇

 

马林静:沈部长,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辛苦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