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经”心中的周恩来总理

 

20世纪60年代,我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三局(后改为对外经济联络部)工作,参与管理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可以说我算是一位“老外经”了。我深知:发展对外经济援助,切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是毛主席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战略思想,它不同于一般的经贸活动,是国家的战略性支出,是政治性和政策性很强的经济工作。我从50年代初,特别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由于工作关系,经常面见周恩来总理,深知周总理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设计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他依据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我国援外的具体实践运筹帷幄,身体力行,使我国的援外工作不断取得了辉煌成果。他,不愧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历历在目,至今难以忘怀。

 

《援外八项原则》是这样诞生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1963年底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陈毅等同志陪同下,率团先后出访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缅甸、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亚非欧14国。周恩来总理每到一地,总要利用一切机会,如会谈、重要场合演讲、记者招待会等,盛赞各国人民在反帝反殖的坚定立场,高度评价该国人民在独立发展道路上的每一项成就;重申万隆会议十原则、和平共处五原则和我国对阿拉伯国家五点立场;大力宣传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和对外经济援助新政策;同时认真听取各国政府对我国政府的实际愿望和要求,酝酿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具体原则。只要有条件,总要向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牺牲的烈士墓碑献花,默哀,致敬。周恩来总理的一举一动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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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与外国客人们在一起

 

1963年12月底,我国驻加纳大使黄华电告:加纳发生政变,恩克努马总统在与刺客搏斗中受伤,住在奥苏城堡里,闭门不出,请示周恩来总理在此情况下,是否按期前往加纳访问。随行人员里不少同志从总理安全考虑,认为应该取消这次访问。周恩来总理却认为:“我们应该按期前往,在恩克努马总统处于困难时期,更需要我们的支持,如果我们怕危险,取消访问,那就不够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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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和恩克鲁玛总统

 

根据周恩来总理意见,在结束突尼斯的访问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64年1月11日飞抵加纳访问。为了确保恩克努马总统的安全,周恩来总理建议,打破惯例,取消机场迎接仪式,双方的会谈和宴会都在恩克努马总统居住的城堡里举行。对此,恩克努马总统十分感动,特地身穿曾经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送给他的一套中山装迎接,紧紧握着周恩来总理的手久久不愿放开。他表示,周恩来总理冒着生命危险前来访问,了不起。在举行便宴之后,安排周恩来总理与他的家人见面,给予周恩来总理最高的也是非洲极少见的礼遇。

 

1月14日,中加两次会谈之后,周恩来总理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必须是真诚的、无私的、平等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但援助数额有限,最好用于帮助他们发展民族经济。为此,应当让非洲国家更好地了解我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基本原则。

 

当晚,周恩来总理久久没有入睡,提笔写了一份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基本原则的提纲。具体内容是:“援外原则八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质论价,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

 

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在与恩克努马总统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恩克努马总统听后非常赞赏。然后,周恩来总理让随行成员乔冠华根据以上原则形成正式文字,并经其他随行成员陈毅、黄镇、孔原、黄华、龚澎等看后,利用当晚接见加纳通讯社记者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紧接着,于1964年1月21日,在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时发表的中马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首次公布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简称《援外八项原则》)。随后,又将其翻译成英、法、西班牙、日及其他语言,在全世界广泛宣传。

 

我国《援外八项原则》发布以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称赞:“中国是我们的真正的朋友,是在困难的时候靠得住的朋友,真朋友”。“只有中国的援助是最经济、最有效、最适合我们的情况”。“同中国合作是最令人放心的”。“中国的援助不仅给我们鱼,更重要的是教我们怎样捕鱼”。

 

周总理说“要无私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

 

我记得当时援外工作的背景是: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长期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我国连年低迷的经济刚刚复苏,再加上后来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等反党集团的干扰,我国政府要做好对外经济援助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不少同志为此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重。当时我们同来访外国代表团的经援谈判十分艰苦。白天黑夜连轴转不说,对方以为我们很富裕,往往“狮子大开口”,我们只能“苦口”向对方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始终教诲我们要无私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困难再大也不能中断。如果停止了对外援助,我们的国际影响就不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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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26日,坦赞铁路开工典礼在坦境扬博编组站举行

 

在众多的援外项目中,规模最大,投入最多的就算我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了。60年代初,坦赞两国人民先后赢得独立后,为进一步摆脱周边国家殖民统治者的封锁,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两国政府一直谋求新建一条能够通向出海口的跨国铁路。1963年,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贷款要求被婉拒;又向当时的苏联政府求助,不料被拒绝。就在坦赞两国政府大失所望的时候,我国公布了《援外八项原则》。于是,他们便将求助的目光转向了中国。毛主席、周总理高瞻远瞩承担了下来。1970年10月动工,1976年5月建成通车,全长1860.5公里,成为连接坦赞两国的重要交通干线。在建期间,周总理对坦赞铁路的每一重要环节都要亲自过问,逐一审定,一起破解技术难题。按照周总理要求,所用的是最好的设备和材料,所建的所有车站比我国当时的车站都漂亮和适用。

 

在援建斯里兰卡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时,周总理亲自嘱咐我设计人员一定要使这座建筑物适合当地的气候,要具有斯里兰卡民族风格。在创作会议大厅里的油画时,周总理亲自确定油画的主题。大厦建成后,陈慕华副部长和程飞、叶成章等同志陪同徐向前元帅赴斯里兰卡参加剪彩仪式。这座大厦不仅在斯里兰卡享有盛名,而且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影响也很大。

 

摩洛哥每年要从我国进口大量绿茶,摩方提出中方能否帮助该国种植绿茶。按照总理指示,为了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国际市场,接受了这样要求。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亲身体会到我国的援助是真诚无私的。他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亲自做工作,有九个非洲国家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周总理说“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

 

那时,许多非洲国家在与我商谈建交中都提出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台湾农耕队撤走后如何使项目得以继续,免遭损失的问题。周总理就扳着手指头一一提出解决办法,明确指示不能让受援国因为与我们建交而受经济损失,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而且还要比台湾搞得更好。我与塞拉利昂建交前,顶替台湾农耕队的任务交由湖南省承担。省里将此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7天抽调30多人,有的连家都没有回,很快飞往几内亚待命。中塞建交公报一发表,我专家组就从几内亚走陆路马上抵塞了,使中塞两国建交工作顺利完成。为此,外经部专门召开了全国性的“顶替台湾农耕队”会议,总结经验,具体部署,使“顶替”工作密切配合外交斗争,取得卓著成效。

 

扎伊尔要求我国援建一个蒙博托总统私人庄园,面积20公顷。我们当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援建总统私人庄园呢。周总理则耐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出发点是对的,但眼光太短了。蒙博托是扎伊尔人民的总统,我们要团结朋友结成反霸统一战线,必须做好蒙博托的工作。这座庄园建成后,在中非地区产生了强烈影响。事实证明,周总理站得高,看得远。我们的认识太局限了。

 

对此,周恩来总理说:我们不能小视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下同),一个国家不论贫富、大小,在联合国都只有一票,国际地位举足轻重。

 

周总理说“你们把这样的话写进协定是大国沙文主义”

 

周总理非常关心援外队伍健康发展。他严格要求援外人员在受援国不许有任何特权,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1972年8月,考虑到当时一些国家政权更迭频繁,我援外人员安全难以保证,外经部起草了一份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其中规定:受援国“一定要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人身安全”。我和对方谈判时,苦口婆心说服对方,但对方坚决不同意,说“我们保不了你们的人身安全,你们派500名专家,我们就得派500名保镖,难以做到”。双方会谈出现僵局。周总理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说:“你们把这样的话写进协定是大国沙文主义。你们想,如果我们专家出了车祸或生病猝死,人家怎么确保你不出这类事?协定里有一句‘为我专家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就够了。小国非常敏感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要处处注意,而且我们的援外专家就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青山处处埋忠骨啊!”自此,“确保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人身安全”的话就从协定中删去了。

 

周总理对工作非常细心。他看文件时,总是一边看一边用笔依照文件原有的标点符号,重新标点。一次,我部上报的文件中,把“当地费用”中的“费”字错写成“弗”,有的标点符号也错了。周总理发现后立即纠正过来。

 

周总理把援外专家视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不管工作多么忙,也要抽出时间接见援外人员。令人感动的是,当他得知我一些援建坦桑铁路专家不幸被毒蜂蜇伤,立即派遣国内一流专家赴坦为他们治疗。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是最累、处境最难的。他既要做造反派的工作,保护老干部,保护知识分子,还要处理千头万绪的国内外大事,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援外工作的指导和关心。由于周总理的工作排得太满,十分劳累。有一次,他一边理发,一边听我们汇报,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一次,我作为周总理与某国签订经济援助协定的助签人,亲眼看到他签字时手颤抖得很厉害,我真是心痛啊!

 

毛主席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

 

我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和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并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项工作也没有停止过。这就大大增强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往来,并深得这些国家的信任和支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2月至1971年10月25日,我国已同30多个国家先后签订了各类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议定书等外交文件79份。这些国家分别是: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肯尼亚、加纳、也门、坦桑尼亚、刚果(布)、锡兰、马里、阿联(即:埃及)、中非、印尼、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干达、柬埔寨、几内亚、尼泊尔、毛里塔尼亚、赞比亚、民主也门、苏丹、赤道几内亚、索马里、伊拉克、塞拉利昂、埃塞俄比亚等。这些项目都为我国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的提案。据统计,当时提议这一提案的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其余22个国家都是接受我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毛主席兴奋地说:“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国抬进了联合国”。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我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和援外工作紧密配合外交斗争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10月下旬,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酒会上热忱感谢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支持。他从台上走到台下,我紧随周总理身后,亲眼看到总理兴奋异常。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使节们一一碰杯,气氛空前热烈,令在场的所有宾客激动不已。

 

现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我们这些“老外经”们重温这一段历史深感亲切。深感我们各级干部必须以长远和战略的眼光认真对待我国的对外援助事业。试想,如果当年没有毛主席的英明决策,没有周总理的运筹帷幄,我们今天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得以实现。尽管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综合国力正在不断增强,我国的援外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不断进行了调整、改革和创新,但周总理制定的《援外八项原则》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周总理那种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领袖风范,把握战略全局的指挥艺术,忘我奋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我将这些统称为周总理精神。周恩来总理精神永存!

 

作者:程飞(原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