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伊拉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一)历史上伊拉克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中国和伊拉克均为文明古国,但伊拉克古代文明发源较早,而双方在某些文明领域具有相似之处。因此,西方曾有“中国文明西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来自两河流域,黄帝、中国彩陶和文字均来自巴比伦。这些观点由于缺乏证据,后来渐渐不再被主流学者提起。但是,两大文明从远古就开始交往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早期,两河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古代伊拉克与中国距离遥远,两国之间的交往,是通过波斯、中亚和印度等中介地区进行的。尤其是自从波斯帝国之后,伊拉克曾多次成为波斯的一部分,深受其宗教、文化的影响,因此中伊交往常常成为中波交往的组成部分。后来伊拉克又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中伊交往又成为中阿交往的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实际上在春秋时已开通,中国丝绸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已传人波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即提及当时波斯人对丝织品的喜爱。公元前127年张骞通西域,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也使中国人获得了有关伊拉克的较为准确的资料。《史记·大宛列传》写道:“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条枝”(也作“条支”)即指伊拉克,源出波斯入对阿拉伯人之称呼。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遣副使到安息,安息使者带犁轩眩人(魔术师)随同抵达长安。

 

此后伊拉克成为波斯帝国的一部分,波斯帝国在其存续期间与中国当时历代王朝存在较多的官方外交联系。如阿拉伯帝国强大之后,进攻波斯帝国,占领波斯帝国的首都泰西封,波斯帝国末代国王逃至中国,向唐朝请求援助,但是由于路途遥远等原因,唐朝仅给予了有限的支持。

 

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伊拉克重新成为西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它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另建新都,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他在踏勘城址时宣称:“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据《册府元龟》、《新唐书》等记载,752-798年,阿拔斯朝共遣使节来华19次,后因吐蕃控制西域而中止。

 

在辽宋时期,辽国控制了西域,这促使宋王朝进一步依赖海上贸易,而辽国则以此开拓了与大食的关系。它与阿拔斯朝建立了三年一次的队商贸易。1021年,辽圣宗甚至与巴格达哈里发和亲。西辽时有大批华人随突厥人西迁,以致1259年《西使记》作者常德从和林去西亚时,惊奇地发现巴格达哈里发后官里有许多嫔妃是来自华北的汉人。

 

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建立后,中国与伊拉克均成为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使中国与伊拉克进一步接近了。伊儿汗旭烈兀占领伊拉克后任命的第一位巴格达总督,是一位中国将军。这一时期中国人在伊拉克的建设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中国工程师还对两河的灌溉设施进行了改进。伊儿汗国的历代国王均接受元朝册封,把中国的大汗视作上国,并使用汉文玉玺。1294年,王朝曾发行纸币,上印有汉文“钞”。交通的贯通也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发展,如1326年全年伊儿汗国与元朝的朝贡贸易就有5次之多。在文化上双方交往也相当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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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儿只斤·旭烈兀

 

孛儿只斤·旭烈兀(1217年—1265年2月8日),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征服中东一带,伊儿汗国首任大汗
郑和下西洋后明朝宣布海禁。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由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之手逐渐向葡萄牙人等西方殖民者之手转移,中国与西亚阿拉伯地区的联系大大削弱。清朝时期受制于西方殖民者的控制,中国与伊拉克的联系不多,双边关系主要限于中国穆斯林与伊拉克的一些民间交往和文化活动。

 

1942年3月,中国驻土耳其公使张彭春与伊拉克外长阿尔达玛卢杰签署友好条约,决定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43年2月,双方在安卡拉交换了批准文本。这样,近代以来中伊两个文明古国第一次建立了官方关系。然而,由于国民党政府重欧美轻亚非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大战的进行,双边关系并无大的发展。

 

(二)1949年之后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伊拉克君主政权奉行亲英美的外交政策,继续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邦交”,在朝鲜战争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都追随美国的政策。1958年伊拉克爆发推翻君主制的革命,中国对此高度赞扬。革命发生后仅两天,7月16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即致电伊拉克新政府外交部长贾迈尔,宣布承认伊拉克共和国。7月18日,伊拉克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断绝同台湾的关系。8月25日,中伊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到1959年9月,有8个伊拉克代表团访华,3个中国代表团访伊,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友好合作协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受“左”倾思想的影响,相对忽视同中东国家政府间的关系,驻所在国(包括伊拉克)大使全部撤回。1969年,中国外交逐步恢复正常。1970年12月,中国重新向伊拉克派驻大使。

 

在1971年9月召开的第26届联大上,包括伊拉克在内的18国(后增至23国)提出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该提案以76票赞成的多数获得通过。

 

70年代中后期,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双方多次进行高层互访。

 

1975年7月,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访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分别会见。1978年10月,伊复兴党领导人阿明访华,会见了邓小平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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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会见伊拉克副总统马鲁夫

 

两伊战争期间,中国与伊拉克和伊朗都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对两伊采取了严守中立、积极劝和的立场,在联合国内外为早日结束战争做出了不懈努力,希望伊拉克和伊朗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领土争端。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并全面占领科威特,海湾危机全面爆发。在海湾危机爆发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政府对入侵事件深表不安,呼吁立即停止军事活动,通过和谈解决争端。

 

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中止了与伊拉克的经贸、军事往来。海湾战争后,中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石油换食品”计划与伊拉克进行了一些经贸交往。

 

(三)21世纪以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中伊双边关系受到影响。战后,中伊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和发展。

 

伊拉克战争是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政策发展的顶峰,是一场重塑国际格局的局部战争,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国际博弈也是一场围绕国际秩序展开的复杂较量。在伊拉克战争前后,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主张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反对“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行为;同时又在本国力量和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斡旋与斗争,采取战略明确、战术超脱的灵活策略,在坚持国际道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既发挥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作用,又成功地实现了我国外交战略的“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方针的辩证统一。

 

2004年7月,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10月,两国互派大使。2014年12月,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开馆。2014年2月23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伊拉克,会见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议长努杰菲,并与外长兹巴里进行会谈。2014年12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访问伊拉克。2015年3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伊拉克并与伊总理阿巴迪、总统马苏姆、议长朱布里举行会谈。2015年12月,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访华。中伊双方决定进一步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6年3月21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会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对外关系部负责人法拉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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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7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右)在纽约会见伊拉克外长贾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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