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伊拉克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一)历史上伊拉克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中伊两国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较为密切的经贸关系往来。中国的玻璃制造始于公元前9世纪,并为铅钡玻璃。这一技术起源于伊拉克北部的亚述地区。在春秋战国出土文物中,有700余件玻璃珠,其中多为风格别致的蜻蜒眼式圆珠,这种纹饰不见于商周玉石器和春秋时中国自制玻璃珠,而是来自波斯。1977年在中山王陵(中山国源于草原民族)中出土了具有中东风格的错银双翼铜神兽、错金银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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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山错银双翼神兽

 

中国丝绸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已传人波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即提及当时波斯人对丝织品的喜爱。公元前127年张骞通西域,推动了丝路贸易的发展,也使中国人获得了有关伊拉克的较为准确的资料。

 

1968年在河北满城陵山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虎座形饰具,均系西亚同类狮形雕塑器皿的仿作。苏美尔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空侯(竖琴)的民族,古巴比伦人又发明了角形竖琴。汉代中国已有卧式和立式角形空侯(又作“箜篌”),可能分别经由柬埔寨和波斯传人,空侯一词大概借自吐火罗语。汉代另一种乐器琵琶,也是发源于两河流域,后传人波斯和西域,再进入中国。

 

在丝绸之路上,伊拉克处于一个枢纽位置。它东接来自中亚、波斯的商路,西去商路通往叙利亚、土耳其和埃及,南边则通过巴士拉建起海上丝绸之路。位于丝绸之路上的伊拉克商业重镇有斯宾(泰西封)、斯罗(塞琉西亚)等。据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麦斯欧迪记载,唐以前就有中国船只航行至希拉港,与当地人进行贸易。丝路贸易的巨额利润使有关国家为此展开了激烈竞争。公元97年,东汉班超派甘英出使罗马(大秦),抵达波斯湾边,当地人以风浪险恶为由劝阻,甘英遂中途而返。实际上,帕提亚(安息)此举的目的在于阻止中国直接与罗马贸易,而由自己操纵利润巨大的丝绸中介贸易。为此,它制定了很高的税率,也多次击退了东进的罗马人。

 

伊拉克在波斯化之后,于公元6世纪左右又开始了新的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这一过程的开始基本上与中国唐代的建立同时。双方都进入了对外交往空前活跃和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两国的交往空前密切,形式更加多样。

 

作为双边交往重要渠道的贸易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交易商品的内容更加多样,其中中国向伊出口商品中包括了大量瓷器、茶叶、纸张等类商品;中国的制瓷、养蚕、造纸工艺传人伊拉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次,海上丝路崛起成为重要的贸易渠道。唐中期以后,因吐蕃人据西域及陆路贸易不稳定、中国西部远离商品产地等原因,海上贸易逐渐兴盛,广州、扬州和泉州成为中国对阿拉伯通商的主要城市,而伊拉克的巴士拉则成为波斯湾的大港,中国商船由此可直抵巴格达。以致巴士拉被称为“中国海港”,而巴格达还开设了专卖中国商品的“中国市场”。

 

唐宋时期中伊文化交往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国文化对伊拉克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如陶瓷制造、火药与火器、丝织及造纸术等等。这一时期,西亚的医药、天文学、宗教和文学等等也大量传入中国。

 

元朝时期中国与伊拉克同为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双方的经贸往来更为频繁。西亚原来一直使用白银作为主要货币,而中国则使用铜钱作为主要货币。元朝时期,大批西亚商人来华,推动中国的货币体系向白银化方向转化。

 

晚清民国时期,大批伊拉克犹太人来华经商。来自伊拉克的沙逊家族、哈同和嘉道理家族不仅在驻华犹太商界,而且在驻华西方商界中也占有显赫位置。其中,沙逊家族主要从事鸦片、棉织品、军火贸易及房地产、金融、制造业业务,是汇丰银行的发起人之一;到1940年,伊利亚斯·沙逊的全部资产达40亿法币,其实力超过英商怡和洋行和英美烟草公司。巴格达人哈同(1849-1931年)于1873年来到上海,原为沙逊洋行职员,后自办洋行,从事鸦片贸易、房地产业和高利贷,成为巨富,一度是上海滩的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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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孙中山与哈同等人的合影

 

(二)新中国成立后伊拉克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1958年中伊两国建交后,双边经济往来不断发展。1959-1975年,两国共签订了11项经济方面的协定。

 

双边贸易开始于1959年。到1962-1964年,中伊贸易占中国对中东贸易的20%,而中国从伊拉克的进口仅占中国对伊出口的1/4到1/2,尽管中国是伊拉克椰枣的主要进口国之一。1970年,中伊贸易总额为2206万美元,其中中国向伊出口1752万美元,从伊进口454万美元。

 

1974年,中国开始进口伊拉克石油;1978年,两国贸易额为12587万美元。中国在伊承担了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的援建项目。到1985年,中国公司共签订承包、劳务合同444项,总金额为15.3291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劳务合同总额的30.8%;1985年底,在伊中国劳务人员为20895人。因此,伊拉克是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以来签约金额最大、派出人员最多的国家。2002年,两国贸易额为5.17亿美元,中方顺差3.25亿美元。同时,长年战争也使中国企业受到影响。从1986年到1990年7月,伊方共欠中国贸易和承包劳务款约10.87亿美元,而中建公司、中国路桥集团在海湾战争中都有大量工程欠款。

 

伊战结束后,中国公司积极参与了伊拉克的经济重建,中国迅速向伊拉克的经济重建提供援助并提出相关建议。在2003年10月的马德里援助伊拉克重建会议上,国际社会决定设立援助伊拉克重建基金,而中国承诺向伊提供25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由于西方国家的排斥,中国是通过双边渠道来参与伊拉克重建的,中国的参与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欢迎。由伊拉克石油部和中国商务部担任联合主席的中伊联合委员会负责两国的贸易和科技合作等事宜,委员会于2001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2004年12月,两国官员在巴格达签署了中国为伊培训电力运行维修和管理人员的换文,中国政府为此提供300万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2006年8月,中伊在巴格达签署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根据协定,中方将在承诺的2,500万美元无偿援助项下,向伊提供一批技术设备。2007年6月,伊拉克总统塔拉巴尼在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及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协定和减免伊方政府债务备忘录等合作文件。

 

中方援助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专业人才培训,包括经济管理、电力、外交、石油、扫雷等各类人才。截至2007年6月,已为伊拉克举办9批共210人的双边培训,另有近30人的多边培训。

 

同时,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双边贸易不断升温。2004年1-10月,中伊外贸总额超过4亿美元,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与战前相比,中伊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能源的地位上升,中国从贸易顺差变为逆差,而中国公司的投资从一般制造业和建筑承包转向能源和高层次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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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一家中国餐馆在巴格达开张,店主来自中国云南。这家中国餐馆的开设,曾被西方媒体称为伊拉克经济复苏的标志

 

【双边经贸关系】1981年5月,中、伊签订贸易协定,成立贸易经济技术合作联委会。2016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伊第十三届联委会会议。并于2007年、2011年1月、2011年7月和2015年12月分别签署4份中伊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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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7日,中国商务部钱克明副部长与来访的伊拉克工业与矿业部顾问哈米德共同主持召开中国—伊拉克经贸联委会第13次会议

 

【双边贸易】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终止了与伊拉克的经贸往来。1996年,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启动,中伊在该计划框架下恢复了经贸交往。2003年,受战争影响,中伊双边贸易额大幅下滑,此后逐步回升。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两国贸易额为205.9亿美元,同比下降27.8%。其中中国出口额为79.1亿美元,进口额为126.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和-38.9%。伊拉克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对伊拉克出口商品主要类别包括汽车、家用电器、工程机械、石油设备、电力设备、通讯设备、家电产品以及纺织服装。中国从伊拉克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原油,2015年中国从伊拉克进口原油3210.6万吨,同比增长12.3%。2016年,中伊贸易额达182.1亿美元。中国从伊拉克进口106.5亿美元,出口75.5亿美元。其中进口原油3621万吨,占原油进口总量近10%。中国在伊拉克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达55.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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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投资】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当年中国对伊拉克直接投资流量1231万美元。截至2015年末,中国对伊拉克直接投资存量3.88亿美元。在伊主要中资企业有中石油、中海油、绿洲石油公司、上海电气、天津电建、苏州中材、中建材、中国交通建设、葛洲坝、中地国际、中曼石油、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川钢铁公司等30余家。主要从事油田开发、电力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通讯和建材等行业。

 

【承包劳务】中国对伊拉克的承包工程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80年代后,伊拉克成为中国海外承包项目和劳务的重要市场。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在伊拉克新签承包工程合同192份,新签合同额28.9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39.77亿美元;当年派出各类劳务人员7387人,年末在伊拉克劳务人员10584人。新签大型工程承包项目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承建伊拉克格拉夫油田水管理系统项目;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伊拉克3+6口井钻井;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伊拉克华事德运行维护系统等。

 

【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中伊尚未签署货币互换协议。

 

(三)与中国签订的经贸协订

 

中国与伊拉克尚未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与伊拉克尚未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中国与伊拉克暂没有签署其他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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