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中俄两国关系史大约有400多年。中俄关系的发展中曾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历程——相互间的疏远、争吵甚至局部武装冲突,但这些按照历史的标准来讲还是比较短暂的,从整体上看,两国关系史仍可定义为一个和平共处的历史,一个寻求相互理解、扩大合作渠道的历史,一个有着建设性对话以及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和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而奋斗的历史。在中俄关系史上,两国之间有许多相互帮助和在精神上相互丰富的时期;两国不仅是为自己的国家、而且是为全世界来共同寻求建设一个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曾共同努力把全人类从法西斯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近代历史上中俄(苏)关系的分与合

 

1、中俄(苏)两国的结盟

 

中俄两大民族交往关系源远流长,在近百年的中俄关系史上,中俄曾三次结盟,这三次盟约是中俄两国分别在1896年6月3日签订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规定:“日本国如侵占俄国亚洲东方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即牵碍此约,应立即照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缔约国担任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缔约国担任在此次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样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相互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从以上三次盟约的最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中俄两国之间对来自威胁双方安全的外部侵略,不是相互给予一般性地支援、同情,而是将所有能调遣的“水陆各军”、“尽行派出”,“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纵观三次同盟的宗旨,可以肯定地说,都是毫无保留的军事政治同盟。中俄两国在近50余年时间内,三次结为军事、政治同盟,在世界近代国家双边关系史中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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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谊海报

 

20世纪20年代,苏联与中国国共两党先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大革命。反帝斗争是中俄两大民族的共同需要,超越了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大革命期间,中俄两国的真诚合作,使两大民族成为真正的朋友,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两国和两大民族后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俄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利益上的一致性,将中俄两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1949年到50年代末,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结盟的10年,也是中苏关系比较友好的10年。在这10年中,苏联在各方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援助,为新中国恢复与发展自己的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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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收到毛泽东主席的热烈欢迎。图为毛泽东与伏罗希洛夫热烈拥抱

 

2、中苏关系的分裂与对抗

 

(1)20世纪20年代的中苏对抗

 

20世纪2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交错。中国军阀和蒋介石政权对苏维埃政府怀有敌意;而苏联政府对华实行的悖反政策更加深了中苏关系的裂痕。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先是一边与北京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一边与孙中山联系,支持国民党;后又大力支持国民革命运动,推翻北京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主张建立有工农社会基础的亲苏政权,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党际关系上,苏联重国民党,轻共产党,但出于共同的信仰和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却又把共产党看作是自己人。这种“双重标准”最终导致了2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失败。

 

(2)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的对抗

 

不可否认,苏联在帮助中共建党、制定并实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推动第一次革命高潮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也提供了宝贵的人力、智力和财力支持。但两党关系很不平等,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通过共产国际接受苏联党的思想指导和组织领导,党的决议和内部许多事情须向莫斯科报告,苏联党和共产国际经常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问题作出决议或指示,对中国党及其领导人颐指气使,将错误主张强加于中国的事时有发生,因此,中苏两党关系一开始就不无芥蒂。

 

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两国关系走向破裂。60年代中苏关系的分裂、对抗主要围绕中苏大论战和边界问题展开。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使边界问题凸显。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两国边界矛盾也急剧升温。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爆发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边界纠纷不断。1960-1964年,理论纷争和利益冲突引发两国大论战。1969年10月20日,根据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中苏双方重新开始边界谈判,到1978年这场谈判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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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69年3月,苏联军队几次对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实施武装入侵,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击退苏联军队

 

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这也给中苏美三角关系带来新的变化,中美两国客观形成了共同的战略利益。毛泽东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由反美反苏到联美反苏。中美两国都看到了这一历史契机,双方积极努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先后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战略思想(“一条线”是指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大致处在同一纬度的各国,“一大片”是指亚非拉国家)。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出发,促动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北极熊”——苏联。

 

1979年4月3日,中国决定不延长1980年4月11日期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于当天照会苏联政府,建议中苏进行国家关系谈判。直到1985年前,中国一直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直接出兵阿富汗,中美扶持塔利班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苏联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在中越对抗中支持越南。

 

(3)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大约10年的时间,这是中苏关系从对抗到缓和直至全面正常化的一个极为复杂的时期。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群众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对华政策,但言语中仍然把中苏关系恶化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直到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以及戈尔巴乔夫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之后,苏联的反华政策才出现了质的变化。苏联表示愿意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地讨论建立两国的正常关系,原则上同意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以及从阿富汗、蒙古撤军等,这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增添了新的动力。

 

中国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也做出不懈的努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后,中国将对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其中对苏政策发生了三个重要变化。第一,虽然必须严厉批判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不再公开批评苏联的国内政策,实际上承认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表明中国对苏联的社会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第二,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方针与过去以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主的政策明显不同。第三,邓小平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对今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估计,确认本世纪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世界和平经过努力是可以维护的,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单方面裁军100万人的重大决策,其中也包括减少在中苏边境地区的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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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苏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标志着中苏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

 

在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开始有所缓和,并出现了良好的改善关系的迹象。1989年5月15日至5月18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首先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经过磋商,双方在友好、诚挚的气氛中签署了中苏联合公报,指出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这就形成了既不同于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到70年代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睦邻友好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二)苏联解体后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与中国当前的关系是新兴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已成为维护地区以及全世界安全和稳定的重要保障之一”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1991年12月27日,中国政府以签署《会谈纪要》的方式与俄罗斯建立了外交关系。俄罗斯以前苏联法定继承国的地位重申将信守前苏联同我国签署的所有条约和义务,继承和发展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苏关系发展的积极成果。至此,两国顺利地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历史性过渡。在叶利钦任期内,中俄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和稳步发展,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安全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卓有成效。

 

1994年9月2日至6日,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同志访问俄罗斯并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把中俄关系推向了“新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这次最高级会晤,使得两国相互信任得到了增强,两国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得到推进。1996年,“中俄关系步入全面、深入发展的新阶段”。1996年4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声明》宣布,中俄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应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中俄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互信、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6年6月24日至26日,叶利钦再次访华,双方共同宣布建立“平等、互信、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这年起,中俄两国又达成了包括决定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内的双边关系和国防问题等广泛的战略共识和重要协议。1997年11月9日至11日,叶利钦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一致表示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推向21世纪,并正式宣布中俄东段国界勘界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两国还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等8份文件,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协定。

 

1999年12月9日至10日,叶利钦总统应邀访华。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中俄联合声明》,确定了双方对保持全球战略稳定的基本问题的立场;签署关于共同利用中俄边界地段个别岛屿及其附近水域的协定。

 

2000年7月18日至19日,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与普京总统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

 

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2011年建立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两国元首就中俄全方位合作达成重要共识,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合作重点。

 

2014年5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同习近平主席签署《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将中俄全面、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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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开始访问俄罗斯,并出席即将举行的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图为俄罗斯政府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检阅俄罗斯三军仪仗队

 

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议会合作委员会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执法安全、战略安全等完备的各级别交往与合作机制。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发展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积极开展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和“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务实合作取得新的重要成果。两国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世代友好的理念深入人心,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不断加深。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战略协作,有力维护了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了金砖国家、中俄印、中俄蒙合作等机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等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框架内进行有效协调,就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联合国改革、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等全球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016年12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指出,作为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未来将继续积极与中国发展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全新威胁与挑战,在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中开展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

 

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俄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双方外交部发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阐述共同立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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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举行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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